一、“贤妻良母”的发展历程
封建化的女性形象是一种典型的家庭主妇角色，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道德规范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先秦时代，已有贤的概念。《诗经·陈风》中有“东门之池……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诗经·齐风》有“鸡鸣思贤妃也”，《战国策·赵策》有“故从母言之，之为贤母也”。汉代是儒家思想体系形成并定为一尊的历史时期，文献中大量出现了良妻、贤妇、良妇等用语。《史记·魏世家》中有魏文侯谓李克日：“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史记·周记》把有功于西周的太姜、太任誉为“贤妇人”。贤妻一说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陶潜《告子俨等疏》中写道：“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到了宋代，开始出现“贤内助”的提法。《宋史·孟后传》中有，宣仁太后尝语帝日：“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传统的贤良观念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首先，传统文化在人伦关系中的宗法等级观念决定了女性从属的地位。二是，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决定了不合理的两性社会分工。三是儒家的人世哲学，极为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联系。
贤妻和良母联系起来，形成“贤妻良母”这一概念并在社会上流行，则是本世纪初的事。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办女子教育的热潮，盛行于日本的贤妻良母主义传人中国，与中国传统规范女子的贤良主义一拍即合。1905年前后，中国人在讲演、文章中开始使用“贤妻良母”或“贤妻良母主义”的词汇。一般来说，贤妻良母代表一种妇女形象，贤妻良母主义代表一种思想。其中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女性除家庭外还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任务，成为“民族之母”；二是要求女性要有近代西式的知识和能力；三是改变在家庭中为奴隶为工具的命运，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可以说这新的含义其中蕴含着近代西方的“人权”、“平等”等观念，比起传统的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影响女性解放的最大障碍就是女性不能独立，不但是不能独立的生活，还有人格不能独立，于是含有“男尊女卑”意味的贤妻良母遭到了否定。这一时期胡适提出了颇具影响的超良妻贤母主义，他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指出：“女子也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天职呢?”主张女性要树立“超良妻贤母主义的人生观”。五四时期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讨论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二、论争的过程
关于妇女回家的讨论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同时伴随着对贤妻良母问题的争辩。这一论争的产生有着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背景。1933年，德国的希特勒开始鼓吹大声疾呼“妇女回到家庭去”，“妇女的天职在教养子女”。提出了妇女回到厨房、教堂、床铺的三K主义。而在同时期的苏联，却高喊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苏联广大妇女离开家庭，与男子一样在各种生产部门工作。源于德国与苏联的这两种思潮冲流到中国之后。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也分成为两大营垒：“有的请妇女们还是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去罢，用不着向社会里跑了，有的却以为这是落伍，开倒车，不合乎时代的要求”。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重新估定人生价值”的新生活运动，以复兴固有道德文化，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于是社会上以此为掩护高唱复古思想。时人评论：“妇女回到家庭里去，三从四德也抬头了!新生活运动竟被人误解作复古运动，竟被人用做压迫妇女的工具，未免太可惜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赞同女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展开一场全面的讨论，以打退封建势力的进攻。《妇女共鸣》编辑、国民党员李峙山替女性鸣不平，她认为：提倡礼义廉耻的新运，“足以助长复古的心理”，一切压迫妇女的势力。日渐伸张。
于是从1933年至1937年关于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问题的讨论开始在社会各界中广泛的开展。1933年9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婚嫁与女子职业》为题，登载了林语堂1930年6月在上海中西女塾的讲演稿。林语堂在讲演中提出：“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其他的论点诸如贤妻良母“实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也就是女子教育惟一的目标”。到1934年，“女子回到家里去”，“做贤妻良母”等口号开始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一时间，“妇女回家”的论调如来势汹汹的潮流，冲击着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的“妇女要和男子负同样的责任”的观点，贤妻良母又成为女子教育的最高目标，“五四”以来所有妇女解放的成果都面临着被这股复古逆流冲倒、击退的危险。
面对着已经被判死刑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再度复活，进步人士纷纷予以反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对于一切足以阻碍妇女参加救国运动的无理压迫，以及志在消灭妇女斗争情绪和政治兴趣的主张——妇女回家庭去以及妇女回厨房去的主张，加以反对。因为那样，便要使战时能够动员的人数减少一半。”而支持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团体、刊物纷纷针锋相对地发表文章，提出所谓“妇女回家”的争论，并不单纯是妇女职业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恐慌日益深刻与尖锐化的一个社会问题”。1935年《大众日报》副刊《时代妇女》第7期载文《什么是妇女的天职》，指名道姓地驳斥了北平文化界的樊仲云提出的“妇女的天职就是妻女的天职”的论点，指出：“他们用妇女天职的名义把妇女拉回厨房，以便进行‘攘外安内’工作的时候，那些娘儿们就不会再来扰乱或妨碍他们的伟业”。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罗琼认为“所谓贤妻良母，就是封建社会奴役妇女的美名”。她表示：“我们承认妇女应该为妻为母，但是我们觉得妇女还有更重要的‘天职’，这就是参加社会生产工作，进而促成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假使背着妻母这块招牌，而用贤良的美名，想把妇女骗回家庭中去过她们的奴隶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要想独立生存，为祖国服务，那么第一步就不得不找职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陈修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署名莫湮的《中国妇女到哪里去》一文，指出：在中国民族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人口上占着半数的妇女，更应当坚决地起来负荷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责任。“现在如果再主张妇女回到家庭去，不但主观上是忽视了妇女大众在救亡运动中伟大的作用，而且客观上也阻止了中国民旅解放运动的前进，所以这是最不合于现实要求的一种主张”。除了激烈的反对意外，当时的《妇女共鸣》杂志社专门发表了一期新贤良专号，阐述自己的宗旨和新贤良主义的基本概念，以求调和对立双方的观点。其主要看法是：1、新贤良主义以家庭为中心，反对把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混为一谈；2、新式的贤妻，完全是助手式的，帮助丈夫成就事业或学问；3、夫妻双方需求平等，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妇女做贤妻良母的同时，男子也要做贤夫良父。但在当时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知识分子日益走上激化道路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主张显然不能满足一般知识女性的要求，因而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署名碧云的作者在《论时代所需要的妇女》一文中在整个中华民族都有沦于亡国奴深渊的时刻，少数别有居心的人，经提出妇女回家庭去的口号，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他们是企图以此来转移妇女的眼光，模糊妇女大众的抗争意识。妇女应当做的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国内的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成千上万的女性以各种方式走上抗日战场，现实迫使妇女回家论及新贤良主义沉寂下来。
三、结语
关于贤妻良母的论争，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女性回归社会，需要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有待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要人类、包括女性，有能力重新审视自身存在的价值。女性回归社会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为这两个条件的形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男尊女卑的妇女观和要求女性作贤妻良母的陈腐观念，早已作为文化积淀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具有强大的惰性。同时，妇女回家还是走向社会，要受制于多种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程度等，还要受到女性自身的自然特征和自觉程度的限制。因此，“妇女回家”的论调一有机会便会冒出来妇女就业问题与关于贤妻良母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一再成为妇女运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