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发出强大影响的文化中心，中心有着霸权地位，有着话语权力，它支配着社会的符号秩序、价值和信仰，代表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心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中心通过社会整合的方式不断将中心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边缘，从而将边缘纳入到中心的势力范围。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也存在着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如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是中心，而西部欠发达地区便是边缘；汉族的强大也决定了汉族及其代表的文化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而少数民族及其代表的文化就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李伟教授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存在形态便是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状态。他指出文化边缘地带并非借用了后现代主义具有反对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概念，而是从区位视角说明我国民族文化格局的特质性含义，一是文化边缘地带表明我国少数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状态；二是文化边缘地带强调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现实的文化区别，特别是指其经济相对封闭落后的发展状态，空间上远离发达地区，时间上远离现代文明；三是文化边缘地带试图概括各民族历时性文化演进中的地位比较特征。
　　本文从民族旅游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接触引起的地方文化变迁与传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前提，那就是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的强势与弱势之分，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地位。在这里，中心代表的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及其强势文化，更多的是与现代性和全球化相连，而边缘代表的是经济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及其弱势文化，更多的是与传统性和地方性相连。具体到羌族的旅游研究而言，旅游者便是中心，代表着现代性，羌族便是边缘，代表着传统性。
　　随着羌族旅游的开发，由旅游者带来的现代性必将对羌族的传统性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旅游业将调动政府、市场、大众文化等力量将现代性的影响推进到羌族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将羌族不断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正如现代化在推进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强调文化的多元化一样，作为现代性的旅游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要求地方提供各种现代化的娱乐休闲设施和舒适安逸的现代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求地方保持传统性和原始性，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异域文化体验。所以，正是民族旅游这种矛盾性形成了一种中心与边缘互动下的羌族文化认同，即一方面作为边缘地方的羌族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现代性成分，另一方面又要极力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母质和特色，抵御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同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次生文化。
　　本文将通过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的语境分析，揭示出中心与边缘在推进现代性与保持传统性的矛盾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双重影响及其引起的文化认同的强化。
　　
　　一、现代性与民族旅游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不断向着现代性的趋势前进。现代性在改善着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摧残着我们的人性与自由。现代性将我们带向了两个极端化的生存境况之中，一个是拉着我们不停地“往前走”，另一个是促使着我们不断地“向回望”。“向前走”的境况要求我们要以新的工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等力量摧毁社会里阻碍现代性发展的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向回望”的境况又要求我们对往昔过去进行追忆和珍爱，以及对即将逝去的传统文化的留恋与维持。“向前走”与“向回望”构成了我们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正如王宁所说，现代性所带来的“副作用”或负面效应，诸如自然的消失、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程式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使人们对现代性有所憎恨。而旅游这种逃逸日常生活价值中心的方式恰好成为了我们对于现代性好恶交织的发泄与解脱，以致于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社会里，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长期处于一种单调、疲惫、压抑的环境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和淡漠，人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孤独和失落。人们无法通过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来改善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只好选择外出旅游来寻求解脱。旅游将人们带离自己日常工作生活的地方，去远处寻找另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实现自我的回归。在旅游过程中，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转换，能够寻求到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简朴和真我的精神环境，以及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节奏。
　　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旅游模式，瓦伦·史密斯将其划分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环境旅游、历史旅游、娱乐型旅游等五种形式，其中最受人们青睐的是民族旅游模式。当原生农耕文明架构下的许多文化形态在现代性的推进下渐渐远去和消失的时候，负载着传统民俗和文化多样性的偏远民族地区便成为了人们怀旧体验的主要归宿。民族地区有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村落与自然构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存关系。人们生活在这样优美和谐的人文环境中，感到心旷神怡、精神得到极大放松；各种传统习俗在村落中保存完好，如传统的生产方式、民居建筑、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民俗生活等，这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能够给人们带来对往昔的追忆与回味。对传统的留恋与珍爱。民族地区有着鲜明的异族文化特色，如宗教信仰、巫术仪式、语言文字、服饰歌舞、饮食起居、生产工具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异文化”形态，与旅游者的文化体系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对照。
　　在民族地区，优美的山水风光、传统古老的农耕生活、迥然不同的民情风俗，对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们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刘丹萍通过“雅虎中国”调查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发现，中国西部那些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传统农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保存相对完好的民族村寨，吸引的往往就是那些平常工作生活在大都市里、深受现代性影响的“先锋旅游者”。
　　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地方族群的“异”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由于民族地区大都是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都保存得相对完好，因此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旅游需求，如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感受传统的农村生活，体验独特的民情风俗。民族地区洁净的空气和宁静的山水、热情的氛围和纯朴的村民，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独具特色的民族景观，以及各种备受尊重的接待礼仪等，弥补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生态环境和人情友谊，消除了人们的紧张心理，带给了人们快乐与激情。人们在旅游中寻求到了真实的自我，以及暂时摆脱了现代性的压迫。
　　在民族旅游中，旅游者还可以通过各种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文化遗迹等去探寻远古的历史、追忆民族开天辟地的壮举。同时，他们还可以选择当地美丽的风景、传统的民族服饰等将自己的旅行体验浪漫化、异国情调化和理想化，由此将旅游地居民塑造成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他者”形象。总之，民族旅游制造了能够把人们暂时带回昨天的生活中去的幻想，制造了人们心目中故乡的影像，也为人们再现了一个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存在的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观。
　　羌族生活在川西高原地区，由于山高路陡，地理环境封闭，经济不发达，仍旧保留着传统、古朴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这些处于边远地区的边缘民族，正是生活在工业化时代，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旅游者极力寻求的具有原真性、神秘性、独特性的异域风情的他者，是旅游者逃逸枯燥生活，渴求异质文化体验的旅游图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桃坪羌寨为代表的旅游开发。将羌族古老历史和独特建筑展现在旅游者的面前，激起了他们对羌族神秘、传统、原始的边缘文化的追捧。
　　
　　二、中心对边缘的审视一羌寨中的旅游
　　
　　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羌人的后代，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古羌人习俗。羌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伟大的业绩，也充满了许多苦难的历史和不老的传说。古羌人与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族源关系又赋予了羌族更多的神秘色彩。在现代化不断冲击着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今天，古老的宗教信仰、传统的民间节庆仪式、风格独特的民族服饰、热情多姿的莎朗歌舞，以及巍峨高大的石砌碉楼，仍旧在羌民日常生活中保持完好，昭显出羌寨传统、神秘的异族风情。这种异族风情激发了身处繁华、现代都市旅游者的猎奇心理，吸引着中心的他们向边缘的羌地移动。
　　在羌族地区，理县的桃坪羌寨和汶川的萝卜寨，在羌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挖掘展示方面受到了旅游者的关注。其中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游客成为了羌寨主要的观光客。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海外游客而言，美丽的乡村、芳香的泥土、神奇的端公、艳丽的服饰、热情的村民、以及传统的生活，构成了一幅他们难以想象的“异国风情”。
　　这些海外游客，大都具有身份上的共性，身着名牌服饰、头戴遮阳帽，胸前挂着数码相机。有的还带着墨镜，操着很难听懂的汉语，相互交谈时还夹杂着潮州语，一些小游客还操着流利的外语与当地的小孩打招呼，这一切都似乎昭显着他们“现代性与先进性”的优越感。而羌寨里黄泥巴颜色的土坯房、精通巫术的端公、种田荷锄的老农、穿着羌族服饰的村妇、吃草啄食的老牛与鸡鸭，在他们眼中构成是一种“传统与落后”的边缘图景。深受现代性影响的他们，对羌寨里“传统与原始”表现出的是“一无所知”的好奇心。他们的神情和言语显示出的是中心对边缘的固有印象和刻板认知，即边缘代表着贫穷、愚昧、落后、野蛮，也代表着纯朴、原始、神秘、传统。当现代性的他们走入传统性的寨子时，现代性又开始对传统性进行新的诠释和想象。
　　这些海外游客们在羌族导游的带领下，沿着长长的碎石路进入村寨。当他们经过长满玉米秆的黄土地时，一个硕大的土堆，以及土堆前摆放着各色精美漂亮的大花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他们开始询问导游是些什么东西。当他们得知这是羌人死后埋葬的坟墓，并且里面还真正的埋着死去的人，他们觉得非常惊讶，更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此时，他们开始依据现代化的生活经历对羌族的奇异进行着比对。他们认为人死后都是经过火化的，放在灵堂里供奉着的，而不是埋在地里的。在进行了一番驻足观赏之后，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相机，对着这个彰显着“传统古老”生存方式的土堆一阵猛拍。作为长期生活在竞争、欺诈、冷漠的现代性环境中的这些旅游者来说，村寨居民的过分热情和勤劳美德也成了他们怀疑与警惕的对象。当村寨里摆摊出售工艺品的妇女，一边热情地与他们打着招呼，一边不停的做着针线活时，他们充满疑惑的询问导游，这些是不是景区经过精心排练过，故意表演给他们看的生活场景。他们知道羊是羌族的圣物，羌族是牧羊人的代称，但他们将这种古老的文化内涵与现实生活进行了想象与联系，他们以为现在每户羌民家里都圈养有许许多多的羊。因此，当他们进入羌民家里参观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询问导游羊在哪儿，能看看吗?当导游告诉他们，羊不在家里，而是在山上时，他们脸上露出的是相当遗憾的表情。或许他们在旅途中，已经在想象在羌民心中具有神圣意义的羊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在羌寨没有看到一头羊的旅游经历或多或少让他们感到遗憾。羌民家里日常做饭的灶台和大锅被他们当成了一种文物和古董，当导游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羌民日常做饭的工具时，他们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连续的问导游，今天早上才做过的吗?当得到明确的答复后，他们又沿着灶沿仔细的看了看，摸了摸，并用相机使劲地拍照，最后发出感叹：没想到家里还很干净。对挂在灶沿上的老腊肉，他们更是惊奇，那一块块长条形的猪膘，在烟火的熏陶下变得黝黑发亮，发出阵阵香味，他们就问这就是村民日常吃的东西吗?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如同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一样，是用来看，不是用来吃的。当得知这些东西是村民日常的生活食品时，他们对着老腊肉互相交头接耳，评头论足，又将随身携带的相机、摄像机对着这些东西一阵猛拍。这些海外旅游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一些模糊的了解，他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炎帝和治水的大禹，但却并不知道他们今天所到的羌寨，所看到的羌民就是炎帝和大禹的后代。当导游将羌族的祖先传说与他们所认知的炎帝与大禹对接后，他们对羌族的游牧与迁徙、对羌族与华夏和炎黄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这次旅游的符号意义。因为他们参观了中国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生活之地，而且这里依旧保留着古老民族几千年不变的历史习俗。
　　旅游者逃逸现代生活的心理需求和不断寻求“传统落后”的民族风情的旅游行为，促使他们不断的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向传统神秘的边缘扩散。她们对传统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的旅游行为不断得到诠释，强化着现代性对传统性的理解、认知和想象。对旅游者而言，边缘的传统与落后又强化他们概念中我族的现代、进步、都市、理性和主流地位。
　　
　　三、边缘自身认同的强化——羌寨中的文化展演
　　
　　旅游者在民族地区所要寻求的是现代性所缺失的纯朴、宁静、轻松的环境和异域的民族风情，观赏到古老、落后、乡间、迷信、少数、独特的“传统文化”。旅游者是为了体验羌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真实性而到羌寨旅游的。因此，对于地方民族的羌族来说，保持传统性的习俗，突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景观，对强化羌族“边缘性”的异族身份特别重要。
　　碉楼是传统羌寨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是旅游者眼中的羌寨符号标志，它体现了羌人的建筑智慧。游客被吸引到羌寨旅游，很多是因羌寨中矗立的碉楼传递出的古老、神秘意境引起了他们的猎奇心。桃坪羌寨如果没有了碉楼，对旅游者而言便没有了吸引力，同样对于黑虎羌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碉楼，坐落在半山腰的羌寨也是不会引起游客的注意。所以，对桃坪羌寨和黑虎羌寨而言，保护好碉楼景观就是一种传承羌族文化、体现我族认同的表现。桃坪羌寨现有的四座碉楼，有二座是重新修建的。为了保持羌寨原有的景观标志，政府支持村民重新修复碉楼。桃坪羌寨和黑虎羌寨正在以其独特的建筑文化景观——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已经纳入了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在2000年，桃坪羌寨还邀请了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专家到羌寨实地考察。这些保护文化遗产的举措都是反映了羌族力图依托羌族古老悠久的文化底蕴，走进公众的视野。展示出独具魅力的异族形象。
　　羌族传统的住宅都是用石块建造成的碉房，它是羌族古老的居住模式，体现了羌族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与认知。因此，延续和传承羌族文化，保持羌寨原有的石砌碉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碉房在功能上已经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外观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和村民来说，不管对碉房的内部进行如何的装饰与改造，其外观和样式都要保持原有的风格。而一旦出现居民不自觉的破坏这种建筑格调，政府也将坚决给与拆除，否则难保羌寨特色。桃坪羌寨新村的建设也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建筑样式都与老寨子严格保持一致，互现映衬。并且在对羌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上更为注重，元素更为丰富，如羌族古老的文化符号如白石、羊头等在房屋的建筑外墙和内部装饰上都得到有意识的展示。新村的寨门也以羌族的碉楼作为最有标志性的建筑景观，羌族的羊图腾崇拜非常醒目的镌刻在寨门上。
　　羌装是羌族身份的外在标志，但在旅游开发前，政府并没有着重强调羌民必须穿羌族服装。但是旅游开发后，政府有意识的要求各羌寨村民要拥有自己的羌族服装，要主动穿羌族服装。并且有些地方，由政府出钱给每户羌民制作羌族服装。除了政府有意识强化羌族身份外，旅游村寨的羌民也在日常的旅游服务接待过程中身着羌族服装，有意识的强化自己的羌族身份。其中妇女又是这种身份强化的主体，在很多羌寨，都可以看到许多羌族妇女穿着各种颜色的羌族服装。她们不仅是身份的体现者，也是羌族服装传统制作手艺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不管是在摆摊的地方，还是在路上，都能看见羌族妇女制作服装、绣制鞋袜的场景。对于羌族歌舞表演者而言，他们的羌族服装更具有传统特色，不仅做工精细，而且在装饰品、颜色等搭配上更为讲究，因为他们要经常外出演出。因此更需要通过本族服饰展示强化在外族心目中的羌族形象。
　　羌族的传统歌舞是莎朗，是羌民平时自娱自乐的活动，表演性和观赏性不强。为了形成与藏族锅庄有明显差异的羌族特色歌舞，政府和专家对民间的莎朗在舞姿和曲调上都进行了整理和发掘。专门编排了一系列舞蹈曲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羌族歌舞，每个曲目都力争表现出羌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还将这套完整的羌族歌舞在羌区推广，形成羌寨居民都能跳出传统地道的羌族莎朗的意象。各旅游村寨成立了专门用于演出的歌舞表演队，招聘年轻人和老年人进行排练和演出。
　　羌笛是羌族最为古老的乐器，充满沧桑与悲凉。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羌笛在羌族地区已很难看到和听到，也很少有人能够制作和演奏羌笛了。但是旅游的需求又使得羌笛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得到重新传承与延续，并且经过地方的积极努力保护，羌笛被国家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笛也在各种重大的节庆活动中作为羌族原生态的文化得到了展演。
　　羌历年是羌族的传统民族节日，每年十月初一，羌族地区都要在羌历年举办不同程度的庆祝活动。随着旅游开发的需要，政府对羌历年越来越重视，把它作为了一个宣传羌族文化特色，强化本族凝聚力的一种方式。不仅县上要举行庆祝活动，各乡、镇也都要举行传统的转山、祭山活动。在庆祝活动动上，将羌族的端公、舞龙、器乐、歌舞等传统的民间仪式和习俗进行展演，并在庆祝活动中邀请各级媒体参与拍摄、宣传，最大限度的向外界展示出羌族的异族风情。羌族地区不仅通过传统的民族节庆强化本族特色，而且还通过各种旅游文化节来唤起外界对羌族文化的关注，如萝卜寨举办的高原古羌文化旅游节，桃坪羌寨举办的花儿纳吉节，理县的红叶节等，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节庆活动的举办，提升羌族文化的知名度。地方还善于借助各种传媒手段来强化羌族热情、纯朴、传统等形象。如理县的羌寨姑娘尔玛依娜成为网络红人天仙妹妹后，激起了人们对羌族风情的追捧，理县政府邀请天仙妹妹作为羌族的旅游形象大使，现在在各种网络、流行期刊、报纸等都能看到天仙妹妹的身影，而且还入选了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手的选拔。
　　在村寨日常生活中，各寨各村羌族民众的衣食起居、季节性生产活动、宗教仪式等民间仪式、节庆活动也在不断进行强化。如茂县牛尾巴寨正月初七“人过年”的仪式中，年轻女子荡秋千，年轻女子舞龙，村中长老开酒罐请客神，男女环绕跳锅庄舞，以及男子仪式性的演示出征，战争过程胜利归来，妇女倒酒敬战士等场景经常出现。现在，羌族的很多民间节庆都被国家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瓦尔俄足节、卡斯达温舞。虽然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但正是通过这种申报方式激起了外界对羌族文化的重视与关注。
　　各村寨的歌舞表演对强化羌文化在外族中的印象也十分重要，通过她们的表演，获得中心对传统的认可与赞赏。如北川五龙寨的舞蹈队，其原生态的节目在省内外很有名气，经常被邀请参加省上、市上的各种活动。如中国地方志评审工作会在成都举行，省上专门邀请五龙寨的姑娘小伙子到成都去进行专场表演，会场标语对联“全国修志精英汇聚蜀都，北川羌族儿女献艺蓉城”显示了外界对于羌族文化的赞赏。又如四川省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禹羌文化和旅游文化研讨会，又邀请五龙寨的表演队去献艺，展示古羌文化。2007年春天，绵阳市的古羌茶园举行采茶开园仪式，五龙寨地表演队又去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游客表演羌山采茶舞。五龙寨的歌舞队参加全国在山西举行的古乐古舞展演，获得了山花入围奖。
　　正是通过以上方式，地方在向旅游者展演羌族传统灿烂的文化同时，也在旅游者心目中强化出了羌族古老神秘、坚守传统不随波逐流的我族意象。
　　
　　四、边缘与中心的互动——次生文化的形成
　　
　　民族旅游制造了一个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交流对话的平台，这种对话交流在民族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就是次生文化。次生文化是以边缘民族的原生文化为基础，集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要素于一身的新文化形态。
　　次生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民族旅游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现为旅游既要让地方接受来自中心的“标准化和现代化”，又要让地方保持边缘的“传统性与异质性”。“标准化和现代化，，表现为来自中心的旅游者常常以某种标准化的“硬件”和“软件”去要求民族旅游村寨提供安全舒适的服务和享受。“传统性与异质性”表现为地方要能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保持其 传统的文化景观和真实的生活习俗。正是在旅游者带来的双重压力和有意识的引导下，地方要有选择的接纳外来文化有用性的东西，又要强化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
　　由旅游引起的次生文化形态在桃坪羌寨的新村建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桃坪羌寨的新村与老寨在旅游功能上完全不同，老寨子主要功能是旅游参观和工艺品销售，新村主要功能是住宿接待年口休闲娱乐。新村的功能决定了其在设施配套和文化氛围营造上必须要兼具中心和边缘的双重文化元素，由此导致了新村次生文化形态的生成。新村的次生文化形态主要是从“硬件”上体现出来的。首先新村的房屋建筑布局，虽然力图与老寨子一样保持错落有致的形态，但却已经不是老寨子中村民之间碉房彼此相连，如同一座迷宫的形式了，而是一家一户独立修建，前后左右之间有较为宽敞的乡间小道相隔。其次是在碉房建筑外观和建造式样上，新村的碉房虽然依旧是传统的三层，建筑外观依然是片石砌成，但在碉房的建筑体量和空间高度上已经与原来不同，每家的大门都为了适应旅游经营的需要而变成了较为宽阔的门面。其三，在碉房的窗户设计上，新村的碉房在窗户上都保持的是传统的木结构窗棂，但是不同的是，新村除了安装木质窗棂外，还在木门窗里边安装了铁制的窗栏，以防盗防火。新村的碉房在内部的装饰上完全采用现代化、时尚化的素材。如豪华的灯饰、大屏幕的背投彩电、现代化的洗浴设施，并且设置了各种不同标准的住宿房间。在新村还新增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如修建了大型的现代化演艺大厅，在大厅里安装了组合式的音响设备，并修建了供游客娱乐的莎朗广场。虽然有这么多的现代化的东西，但是羌族的传统文化符号却得到了强化，如新村的寨门以羌族的碉楼作为标志性建筑，羌族的宗教图腾崇拜符号——羊头也非常醒目的镌刻在寨门上。羌族其它古老的文化符号如白石、羊头等也在建筑和装饰上得到有意识的展示。所以，新村在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中心设施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于是，次生文化形态便在旅游需求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五、大众媒介下中心与边缘对羌族文化形象的共同建构
　　
　　中心与边缘的互动，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桥梁作用。大众媒介包括电视、网络、报刊、书籍等。大众媒介传递出的中心对边缘的想象与认知，及由此种想象与认知带来的行为实践，共同描绘出一幅充满异域风情的边缘旅游图景。大众媒体传递出的旅游者对羌族神秘、传统、古老文化的认知与热爱，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羌族对自身古老文化的展示，对羌族传统生活场景的强化。
　　因此，不管是中心，还是边缘，都借助着大众媒体，刻画出羌族传统古老的历史影像。但最为理想的效果是中心与边缘共同合作，通过大众媒介共同构建羌族的文化意象，既能凸现出羌族原始豪放、传统神秘的风情，勾起城市人体验异族风情的欲望，也能达到强化羌族民众的自豪感与认同感的功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我族印象。2008年2月1日在成都上映的羌族第一部原生态故事片《尔玛的婚礼》，便是中心与边缘共同合作的产物。其达到的增加影片吸引力、增加地方的知名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尔玛的婚礼》讲述的是一名叫尔玛依娜的羌族女孩爱上了当地的汉族老师刘大川，在双方家长的认同下，两人很快进入了谈婚论嫁阶段，并决定10月1日结婚。刘大川的姑妈是县教育局副局长，想在县城给他们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尔玛依娜是羌族人，尔玛的家里想按羌族人的风俗在羌寨给尔玛办婚礼。一家想在城里办，一家想在羌寨办，为婚礼的事两家出现了矛盾。
　　至于为什么选择拍摄这部电影，导演韩万峰做了详细的介绍：“喜欢上了这个有着·云上民族，美誉的民族。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民族。”在他们看来，羌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厚，他们要通过该剧“全面深刻地反映羌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秘古悠。”正因为如此，所以，“片中的歌舞全是民间原汁原味的民歌”，要“淋漓尽致地表现羌族无歌不成婚、无酒不成婚、无绣不成婚的独特风俗。”而且影片的目的不是“为了进入主流院线，而是去参加大型的国际电影节，让更多的人看看这个民族最后的呼声。”
　　但从各方面介绍来看，该剧具有非常明显的煽情意识。体现了中心与边缘共同构建羌族形象、迎合大众猎奇、寻古、探秘的消费趋向。这可以从该片宣扬的拥有“多项第一”可以看出：“第一部反映羌族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片”，“第一部以羌语拍摄的故事片”，“第一部以羌族演员为主角的故事片”，“第一部以原生态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单的羌寨桃坪为主景区的故事片”，“第一部以原生态羌族歌舞为剧中歌舞的故事片”，“第一部展示羌族神秘的释比文化，展示已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的《瓦尔俄足》、《羌笛》、《卡斯达温》等古羌文化的故事片”，“第一部有数千人羌族群众参与拍摄的故事片。”此外，该剧无论从策划、编剧到主演，都是“豪华阵营”。首先从演员来说，该剧聚集了羌族的三朵金花，包括“网络金花尔玛依娜，民族金花罗秀莲，企业金花龙小琼”，其次从文化顾问成员来看，总策划是羌学会会长张善云教授，此外，还有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专家陈兴龙，全国著名羌族作曲艺术家姜祥仲，羌族舞蹈研究专家杨丽，以及曾多次出访国外的羌笛演奏家及传人陈海元，多次出访国外的羌民俗专家余光元。《尔》剧不遗余力的宣称“多项第一”和“豪华阵容”，其目的是要告诉观众，这是一部非常地道的异族风情浓郁的羌族歌舞剧，您值得观看。
　　总之，该剧“真实再现了羌族地区的民风民俗，挖掘了古老神奇的羌族文化，展示了羌民族原生态歌舞”。由于有众多羌族民众参演，使得影片“更显得自然、原始、真实、质朴，更有原汁原味的感觉。”正是有了中心和地方的精心打造，“美丽的羌寨风光、优美的歌舞、艳丽的羌装、悠扬的羌笛，构成了一部羌魂交响乐”，其所具有的“古悠度、奇特度、美誉度以及产生的心灵震撼”显示出了“羌民族传承文化遗产的决心和信心。”
　　
　　六、结语
　　
　　民族旅游场域中形成的文化认同是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对抗性的结果。其中既有中心的主动渗透和扩散，也有边缘的被动吸纳和自身强化，更有大众媒介的裹挟与吆喝，中心文化同化与地方文化复兴的不断较量，引起了地方文化的选择性重构，出现新的文化形态与认同。 但是，要真正弄清楚羌族旅游是如何带来地方文化认同的，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道明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复杂问题。比如作为羌族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和作为羌族文化载体的羌族民众，他们在对羌族文化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地方政府起着宣传、推广羌族文化，通过政策规范引导民众保护传承羌族文化的作用，他们更多的是与开发商、大众媒体、更高级的管理机构等层面合作来促进羌族文化的传承，代表着现代性这一级力量对羌族文化的展演与重构。而羌族民众起着展现、内化羌族文化，通过旅游接待、歌舞表演、工艺品销售自觉传承羌族文化的作用，她们更多的是与旅游者、科考者、经销商、地方精英等打交道，代表着传统性这一级力量对羌族文化的扬弃与认同。再比如，羌族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其文化的有用性在地方政府和羌族民众的行为实践中不同。地方政府注重的是通过羌族文化遗产的申报、民间节庆活动的举办达到招商引资，带动地方旅游发展，不断实现现代化的目的。羌族民众注重的是通过接待设施、服装饰品、歌舞饮食等达到招徕游客，增加经济收入的目的。正是这种“强调过去”与“当前现实”的矛盾性带来了羌族文化认同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