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制度、意识需求。中国陶瓷，特别是景德镇瓷器，光洁莹润、清脆有声、盛食不腐、品茗有韵，不论是实用还是欣赏，都为陶瓷之路亚非国家的人民所珍视，体现了社会的价值。食物原料决定人们的饮食习惯，饮食器皿决定人们的饮食方法，华瓷适应各国饮食习俗、礼仪、禁忌，改善人们食用器皿，进化了日本茶道、伊斯兰国家的抓食，作为葬具废弃了丧葬陋习，展示人类文明进程。
　　
　　一、中国陶瓷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华瓷胎质坚硬，釉色润泽，特别是建窑、吉州窑的黑釉茶碗，被大和民族奉为珍品，积极仿制，不仅如此，他们还努力吸收中国的茶艺、禅宗、儒教，以及宋代斗茶艺术，形成了日本的茶道。
　　1　中国瓷茶文化
　　茶具最早出现在汉代，“烹荼尽具，酣已盖藏”，晋代开始使用瓷器茶具，茶具从食器中逐渐分离出来。唐代主要有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长沙窑褐瓷茶具。宋代八大窑系中，茶具以福建建窑和江西吉州窑的黑瓷最为著名。元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景德镇的青白瓷。明清茶具主要为景德镇的青花瓷、宜兴的紫砂器。宋代饮茶蔚然成风，“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可见饮茶之盛。宋代饮茶多用广口圈足的碗，也称茶盏，釉色、质地、纹饰非常考究。蔡襄《茶录》记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路兔毫，其坯微厚，……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说明人们很注重茶具与茶汤的搭配，突出茶色与茶香，黑盏最受喜爱，这与斗茶风尚有关。宋代把发酵的膏饼茶碾成细末，放在茶盏内，再注以沸水，茶汤便浮起一层白沫，和黑盏色彩分明，最适宜斗茶。斗茶要求茶盏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而黑盏胎体较厚，能长时间保持茶汤的温度，故倍受斗茶者的推崇。
　　中国斗茶始于宋代福建建安，为决出每年进贡朝廷的贡茶，出现了“茶之质”的比赛。斗茶者各自携带茶中精品，轮流沏泡品尝，评出优劣，决出名次。斗茶争胜，一为茶、二为水、三为茶具。斗茶的胜负，一要看汤花色泽及均匀程度，二要看茶盏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痕，汤花紧咬盏沿，最晚散退者为胜者，最早散退者为输家。胜者极具自豪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宋徽宗以《大观茶论》号召“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斗茶风行全国，上至皇宫，下至庶民，无不以斗茶为乐，从茶中觅趣，从茶中寻乐。斗茶由于技巧性强，趣味性浓，为文人士大夫推崇，以至对茶具、材料、技法，都不厌其精、不厌其巧。建窑的兔毫、鹧鸪斑，吉州窑的鹧鸪斑、玳瑁斑、木叶纹，能够从白色茶汤中透射出来，给汤花增辉添色，白汤与黑釉争相辉映作用于视觉，芳香与热汤融合作用于胃觉，不仅给人以物质上的享受，更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尤其是鹧鸪斑纹盏和兔毫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　中国陶瓷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自隋以降，日本来华的留学僧将中国植茶、制茶、饮茶技艺传入日本，吸收中国禅宗的苦寂、儒家的和敬，在幕府的扶植和百姓的认同中发展。追求茶禅一味，人人平等，以风雅为基调，于清寂中去掉内心的尘垢与彼此的介蒂，大和民族把饮茶作为节制欲望和修身养性的一种艺术。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交流崇真求善至美的情感，感受茶具的物性，领悟天地自然的神韵，达到和敬清寂的境界，形成大和民族的茶道。
　　茶道使武士和平民获得精神解脱和生活情趣。战国时期，大将军北条早云、毛利元就、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武家禅”的形式，保持争杀与修行的两面性：一方面扩充领地，巩固权威，掠夺茶陶茶器，显示自己的权威，中国的天目茶碗、香炉、茶叶罐成了将军的心爱之物，权力的象征。一方面倾心参禅打坐，身着法衣、肩披袈裟、手搓玉珠，常常参与品茶聚会。特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更是倾心于茶道，甚至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确立了“茶道即政道”的理念。千利休总结中国瓷茶文化，先后侍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成为茶道宗师。他将特权阶层的茶道，普及成庶民的茶道，提倡“幽茶”，制作黑色茶碗与绿茶末相得益彰，使它具有“量感”、“力感”、“净感”，形成日本风尚。小堀远州将茶道、书道、花道统一，构筑茶室茶庭，将茶道发展成清秀古雅的综合艺术。
　　日本茶碗起源于中国，在茶道器具中占有至高的地位，茶碗除了实用和观赏之外，还要体现茶道的精神，人们通过品茶会友，可以忘却疲劳和烦恼，体验生活的真正价值。日本茶道程式繁复，使用茶具既有特定的要求，又有严格的标准，茶具的档次体现茶会的规格，尤其是茶碗。茶碗鉴赏的顺序：首先观察碗的整体风貌，持碗姿势端正，注视、察看，碗内要仔细观赏，碗外釉药，流釉变化，绘工、色彩、图案；后再依次观看圈足内外、铭款等；最后把碗轻放在席面，从圈正中心看碗的全貌，联想到茶碗制作的历史。日本天目受建窑和吉州窑的影响，胎质粗糙，釉色较厚，釉呈褐色和黑色。因为，在大和人心目中，美的存在并不在于缺陷本身，而在整体器物中的真实性。
　　大和人把中国建窑、吉州窑的茶碗奉为珍品，把它们划分为若干等级，“曜变建盏为无上神品，乃世间罕见之物，其黑地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玉白色晕，美如织绵，万匹之物也；油滴，第二重宝，五千匹绢，普通建盏，三千匹绢”。于是，将军、大名争相收藏、鉴赏、转卖。在唐物的启发下，日本人变通制作茶道道具，如清水罐的外型为直筒形状，来自于中国的大笔筒，配上黑漆盖成为茶道的器皿，并发展为清水罐的款式。
　　日本把建窑和吉州窑的油滴斑称为“曜变天目”，曜与中文窑字谐音，除了形容光耀美丽之外，也含有窑变的意思。日本茶人极力仿制黑釉滴的结晶，多为茶杯、碗、罐，茶道用器，胎体较厚，窑变使釉料成为黄色、赭色、褐色，黑红色逐渐增多，出现了铁锈描绘的“志野濑户”，特别是铁釉变化呈美丽黑色。濑户、美浓、蔌、信乐、备前等诸窑，学习中国手工捏制、辘轳成型，匣钵烧制的方法，器形自然、器壁较厚、釉色深厚、浓淡不匀、斑块隐约，审美情趣与中国大不相同，具有岛国情调的仿制品，流行于日本。濑户窑专为武士生产器具，濑户黑的茶人、水指、茶碗、茶壶记载作者名款，具有幽玄、端庄之美，特别受人尊崇，以至成为传世珍品。
　　大和民族具有哀伤的审美理念，认为没有伤痕就没有趣味。茶陶表现得尤为突出，不管是手工捏制，还是辘轳成型，都保留了自然纹理和手工痕迹，如器皿削出底足，呈竹节式、月牙式，坯胎整体或局部施釉，在露胎处点画铁锈花，以松柴为燃料，烧制出现“火间”、“卷后襟”、“起皱”等缺陷，将它们称为“自然景色”。在日本，大自然似乎具备人工的痕迹，而艺术又贴近自然，所以自然和艺术，自然与人工息息相通。日本茶碗力求简练恬静，以“量感”、“力感”、“净感”，形成高雅庄重的风格，量感由广度、深度构成体量；力感由凝聚力、向心力构成合力；净感由和敬、清寂构成品德。
　　
　　二、中国陶瓷对东南亚社会文明的影响
　　
　　华瓷不吸水耐酸碱、耐高温，接触食物不起化学反映，有效防止病菌的粘附和繁殖，比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都具有优越性，特别适合饮食。华瓷胎质坚硬、声音清脆、形制规范、装饰图案，具有实用、欣赏、祭祀、丧葬等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形成文明的价值观。
　　1　华瓷对东南亚餐饮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饮食原本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华瓷输出之初，国外流传着许多传说，如13世纪，阿推西盛赞：“中国的酒杯、茶杯、碗、盘等，用胶泥压制，有特殊的功能，毒品放入瓷中，立能辩认。”虽然不免荒诞，却道出了瓷制食具卫生的特点，用陶瓮酿酒，味道醇厚甘甜，改善东南亚的食用器皿。中国陶瓷的饮食器具以人为本，其造型遵循实用的原则，便于制作、储藏、使用，典型的有——1　制备器：擂钵、瓷碾等。2　储藏器：缸、罐、坛等。3　烹饪器：炉、灶、锅等。4　助食器：碗盘杯碟等。华瓷饮食器具气孔率少、吸水率低、致密度强、光洁度高，规整、洁净、优美，不仅具有单件的美，而且具有组合的美，触摸和进食使人感到愉悦，产生美感。华瓷卫生洁净，容易清洗，避免了病菌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健康。
　　东南亚地理环境优越，但社会发展缓慢，炊事器皿十分粗劣，作饭用“瓦釜”，作羹用“瓦铫”。中国宋代以前，东南亚极少使用陶瓷器具，人们唯天是赖，以树叶为碗，用茭叶为匙，取椰壳为杓。“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去”，或“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赵汝适在《诸蕃志》讲述国王：“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咽之”，证明华瓷器是国王享用的珍贵食具，尚未流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华瓷输入东南亚的概况：“三岛，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占城，货用青磁花碗”，“戎，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磁壶瓶”。《明史·外国传》也记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东西洋考》指出：中国陶瓷成为“民家用瓷”。说明华瓷大量输入，情况大为改观。
　　明代《瀛涯胜览·占城国条》说：“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甚爱之。”说明他们对华瓷品种的需求，已经有了选择的可能，反映了华瓷逐步推广。
　　中国运往东南亚的陶瓷与国内不同，器皿的造型、色彩、图案，注意适应当地的饮食习俗，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吉隆坡国家博物馆藏有碗、碟、盘、缸、香坛、笔筒和烛台等华器，器皿外壁印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古兰经，还有伊斯兰教的图案，人们认为华瓷具有神力，能避邪祛灾，并带来福祉，是穆斯林家庭订制的日常用品。譬如瓷盘就很大，不仅便于盛装米饭鱼肉，还便于搅拌酥油和姜黄香辣等加里汤汁。“国人坐卧无床凳，饮食无匙筋，男女以槟榔叶聚利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将水濑出口中槟榔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盛其饮，浇酥油奶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古时此间土人无椅桌之设，于宴会之时，皆以大盘盛黄姜色而富于香味之饭肴，……再以土人应用猪以外鱼肉等类，配浓厚之油腻与姜黄香辣等料熬成加里汤汁，浇于饭上。置于敷在地上席中，视其盘大小，定食客之多少，常为四人至八人共一盘，诸客围坐，以手撮而食之。”，如此饮食，只有用大盘才能适合。但“大盘，非普通贫穷之庶民所能常备，皆应为统治者或贵人，或地区首长，大量储藏于家中，以备庶民或有宴会时借用，宴会后立即送还，以备将来其他庶民借用”。“其易得之瓷器种类，多随土族之需要而不同，然最多为大盘、大小碗、酒海、小瞿、水瓶及贮水所用之陶瓮，尤以大盘为多”。不过，宴会所用大盘价格较高，贵族多用于宴会，小盘、小碗价格低廉，百姓多用于日常生活。
　　2　华瓷对东南亚民俗的影响
　　印尼、菲律宾盛行中国瓮，据苏继顷先生考证：他加禄语称瓮为kaong，与汉语缸对音；称瓮罐为gusi，与汉语古瓷对音，加里曼丹达雅克族称绘有龙纹的罐为Ran—Kang，与汉语龙缸对音。菲律宾的岷兰老、苏珞及巴佬湾，发现中国明末陶瓮，据说用它们酿制米酒味道好，并用来储存米酒，中国瓮成为酿酒、贮酒、宴饮的容器，被视为神物。
　　东南亚地区将中国陶瓷与原始信仰联系，华瓷成为巫术仪典的高级供品，如果未能使用华瓷，男主人的脸上将失去光彩，人们认为瓷器漂亮的外观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举行仪典时，巫女将盛满祭品的瓷碗、瓷碟顶在头上，跳起舞蹈，并用手轻扣瓷器，宛如铃声，动听悦耳，以便请来神灵，以水声测凶吉，瓮中的清水称作“摩洛”的圣水。精致的华瓷满足观礼者的视觉和听觉，也给主人带来光彩。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拥有许多中国宋代以来的瓮，往往成为家族或氏族所有，置于特制的茅寮内，供族人膜拜祭祀，瓮体通常描绘龙和蛇，人们确信这些“神物”可以消灾避难，预测未来，把瓮上的龙看作是主宰世界的最高神灵，赋予神秘的生命形态，按照瓮的形状、大小、纹饰，像人一样取上不同的名字。
　　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地，瓮还被用以“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在这里瓮一般用来埋葬婴孩尸体，但也大量在“洗骨葬”中使用。据凌纯声认为瓮棺葬在世界分布很广，这种属于“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可能出自中国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地区。也有专家认为出自中国珠江下游，由客家人传入。史料记载：“俗用中国瓷器，好市瓷瓮为棺具”。史料还记载：加里曼丹居民“……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者，人死，贮瓮中以葬”。埋葬死人时，把一些盛有鱼、肉之类食物的陶瓷器皿殉葬人土。明代文郎、马神国人也用瓮葬：“文郎、马神……乃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器，画龙其外，人死藏瓮中以葬”。瓮葬的方法是：将大瓮裂为两部分让尸体坐于瓮中、盖上半部的瓮，再用蜡或松香封其残痕，瓮口用瓷钵盖，封以树胶，瓮底一小孔以竹管导出尿液，几年后择日举行仪式，启瓮取骸，再放入一小瓮中，另行埋葬。东南亚居民把杯碟壶碗等华瓷用于随葬，尸体的阴部往往用青瓷碟覆盖，他们认为瓷器很神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著人用青花瓷垫在遗体的手足下面，并在坟墓的木制墓柱周围，密密地镶嵌瓷盘作为装饰。
　　3　华瓷对东南亚社会的影响 

　　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东南亚地区，华瓷既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又是他们的传家宝。中国陶瓷文明在不断进行传播和接受中，使陶瓷功能在纵向发展的同时，也横向互动，短期内即为人类共享，加快社会进化的步伐。《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记载景德镇青白瓷和青花瓷器最受欢迎，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种器物能象华瓷这样，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观念。中国宋代至清代的壶罐、瓮缸、盘碗、瓶尊畅销东南亚，主要原因为：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大量的餐具、炊具、陈设品；二是人们以拥有华瓷的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并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三是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华瓷等；四是流行瓮葬习俗。
　　郑和七下西洋后，华瓷迅速在亚非地区普及，华瓷比竹木器、陶器、青铜器更适用、美观，为亚非国家各阶层所接受。低档华瓷大多为日用生活品，用来吃饭、喝水、饮酒；高档华瓷，因为胎体、造型、色彩、图案富有艺术魅力，成为王公贵族、富商巨贾表示修养的陈设品，表示身份的馈赠礼品。泰国、印尼等国的富豪还不满足于华瓷的宅第陈设，专门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珠，用来装饰项圈、手锣、腰带、剑匣、刀鞘之类，夸示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星槎胜览·彭坑国条》还说：“富家子女金圈四五饰子项发，常人五色烧珠穿圈”。
　　华瓷中的容器成为东南亚社会的高贵贮具，用来收藏贵重衣服、金银财宝，用中国瓷罐储存香料，可以使香气经久不衰，华瓷不仅是香料容器，甚至成为计量单位。菲律宾出现了专门的“钱瓮”，越大越贵，雕有花纹和龙纹的最受欢迎，每只价格高达千元。历史学家富斯指出：“从中国、安南、暹罗运入菲岛的陶瓷，成为估量个人财产及声望的重要准绳……倘土人财用缺乏时，每携家中所藏之古瓮为抵押品到华侨商店借款。”在以物易物的部分亚非地区，华瓷甚至具有货币的职能，可以作为借贷的抵押品，缴纳的税金，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娶妻的聘金。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娘惹婚礼，常常用景德镇的青白瓷瓶、五彩瓷梳妆盒、瓷枕、筷筒、香炉和米缸等，描绘龙凤和花卉，作为嫁妆。女方家长需根据男方家长的地位，用华瓷作为赠送的礼品。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非常珍视中国陶瓷，房舍四角火炉旁边，往往摆满了陶器，他们特别喜欢景德镇青花瓷瓶，饰有龙、凤、豹的花纹。19世纪泰国阿育迪亚时代，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城门也用华瓷镶嵌作为装饰。
　　
　　三、中国陶瓷对阿拉伯地区文明的影响
　　
　　China使得“中国”与“瓷器”密不可分，据《英汉词海》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源于波斯语chini，表示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阿拉伯以Sini来称呼瓷器，意思是“中国货物”。土耳其语中的“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伊本·法基的《地理志》把中国的瓷器、灯、丝绢被列为三大名产，华瓷不仅成为阿拉伯国家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且成为祭祀丧葬仪式的主要物品，通过华瓷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形成了中外文化融合的奇特景观。
　　1　华瓷对西亚文化宗教的影响
　　中国的唐三彩、白瓷、青瓷、褐瓷、青花瓷，给当地政府开辟了广阔的税源，给商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给人们提供了多彩的生活，美化了清真寺的装饰，影响了伊斯兰教教徒的丧葬习俗，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中描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看见。”他们认为中国杏黄色瓷器最佳，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各种浅色又次之。11世纪，波斯文学家评述：“著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是能煮制食物的罐、煎食物的锅、也能做盛食物的碗。杏黄色的为上品，胎薄、色净、音脆，奶白色的次之”。据考证奶白色瓷产于邢窑，杏黄色瓷器产于长沙窑。为适应阿拉伯民族的特殊需要，长沙窑器的装饰为彩画、狮子、棕树、对鸟葡萄、胡人乐舞等，造型模仿西亚金银器，多为系列酒壶和酒盏，伊朗以用中国花碗喝红茶为时髦。
　　8世纪末，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将中国名贵瓷器，献给巴格达哈里发啥仑·拉希德，其中有20件中国御用瓷器，2000件民用瓷器，这是皇宫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11世纪，巴格达大臣为得到哈里发赠送的华瓷引以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西提的《阿拉伯通史》描述阿巴斯王朝巴格达皇宫：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巴格达有房屋20000间，大部分用砖建筑……主要街道夜间都有路灯，设有专售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的集市和商场，老板按固定价格售货，……连珠宝商和钱币商的商店都不用上锁，人民享受太平和繁荣。13—14世纪，伊朗卡尚的建筑用陶瓷砖装饰，其人物服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可见蒙元时期，中国装饰艺术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阿巴斯王朝为铸造货币，限制生产金银器，陶瓷成为代用品，中国瓷器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南宋初年洪遵著的《泉志》第10卷《大食国钱》载“……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银”。因此，国王登基、婚礼、寿辰等重大庆典，不惜重金购置华瓷，作为重要的贡品和礼品，甚至国王生病时，首相、大臣、教会首领争相敬献华瓷，祝苏丹早日康复。如穆罕默德四世生病时，教会首领献上“法富尔”(Fagfur，土耳其语，意指中国)黄釉瓷瓶，盛有祈祷的玫瑰水。
　　10世纪，本·沙赫里耶的《印度珍异记》记述一个犹太人，带着少量的资金到远东经商，回到阿曼苏哈尔时，拥有一百万第纳尔和无数瓷器、丝绸，成为当地的巨富。下面两组数字是最好的注解：10世纪前后，A.阿拨斯王朝国库存款——哈里发曼苏尔6亿第尔汗和1400万第纳尔；赖世德9亿第尔汗；穆克台菲1亿第纳尔(1个第纳尔合12个第尔汗)。B商业资本——巴士拉商人年均收入超过百万第尔汗；西拉夫每个商人资本超1万第纳尔；西拉夫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资本超过四百万第纳尔。中国和西亚的陶瓷贸易持续了几百年，15世纪，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霍尔木兹成交的商品有五色绢、香料、青花白瓷。
　　阿拉伯地区非常珍视景德镇青花瓷，它们体形高大、发色鲜艳、图案精美。伊朗阿达比尔陵寺，藏有景德镇元明瓷器805件，其中元青花37件，1611年由萨法维王朝阿巴斯大帝捐赠，有盘、碗、罐、瓶、壶等，残损部分以纯金修饰，豪华瑰丽，足见人们对青花瓷的珍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馆藏中，有元、明、清瓷器10351件，其中有元青花40件，多数是苏丹赛利姆一世占领伊朗大不里士，远征叙利亚、埃及的战利品，仅从大不里士就运回57件精美华瓷，包括大盘10件、小盘17件，并在宫中专门辟有收藏华瓷的“中国厨房”，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最精美。
　　清真寺是教徒活动的中心，大殿北部是“密哈拉布”——祭坛，是阿訇率领教徒举行礼拜的重要场所，穆斯林除了用壁砖、马赛克、釉瓦装饰外，还用中国青花碗碟拼成精美图案，其镶嵌艺术叹为观止。大致分五个部位：1大殿圆形的拱顶上。2大殿最重要的朝拜龛和祈祷壁龛。3清真寺侧室的天花板。4清真寺门道建筑。5清真寺的附属建筑，如水池的底部。清真寺墙壁上构筑成排的壁龛，大殿侧室的圆形屋顶上，也都镶嵌华瓷，连续、间隔、穿插，构图严密、色彩单纯，表达他们特有的意念。
　　穆斯林生活中用水的场合很多，每天参拜真主前，三餐饭后，都要用水洗手，特别是前往圣地麦加朝见，需要带回圣水和阿拉伯啬薇水自用或馈赠亲友。为此，中国专门生产军持，作为贮备饮用及净手的水瓶，主要有白瓷、青瓷、青花瓷，尽管各朝的造型、釉色、纹饰有所不同，但造型优美、实用大方。韩槐准在《军持之研究》中写道“及到天方，依例行朝之觐礼，吻天手之玄石谒穆罕默德陵墓后。至将归时，当以所携带水壶，汲麦加阿必渗渗井之泉。回教徒对于此井之水，极为重视，据说可以驱邪治病，且可辟恶兽，止汹涛，马来人称为圣水……归赠戚友，以备家用。”故军持成为伊斯兰教徒惯用器物。
　　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东西来比喻、象征，美术作品严禁绘制人和动物，故阿拉伯人崇尚绿色植物，喜欢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工艺美术以阿拉伯书法为装饰。阿拉伯人认为书法艺术由安拉发明，是一种神赐的技术，是最高贵的艺术，穆罕默德教诲：“好的书法能使真理生辉”，《古兰经》成为书法艺术主要内容。故伊斯兰教徒习惯用文字作为装饰图案，并广泛应用于工艺品中，阿拉伯文、波斯文参杂使用，书写时往往加以美化，甚至省略某些笔划，更富有装饰性。
　　中国人也认为书法是一门高尚的艺术，两大民族都崇尚书法艺术。“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组合美，符合中国书法之精要，体现了和谐统一的韵律和格调。长沙窑釉下红蓝彩《古兰经》文瓷壶，喇叭口、长颈、溜肩长腹、假圈足平底。八棱短流和扁形曲柄，对应分置肩上两侧，青釉不及底。流下正面和壶腹两侧分别书《古兰经》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三组经文的构图令人耳目一新，书法艺术感染力极强。阿拉伯文同时发出铜红和铜蓝，真是天造地设的美，真主安拉赐予的神来之笔。
　　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器出现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装饰纹样，有盘、碗、炉、盒、罐、烛台、笔山等，主要是盘碗，用青花料装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红彩阿拉伯文瓷盘，盘心书写“伊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盘壁书写：“清高尊大的真主说，谁做了尘埃大的好事，或者谁做了尘埃大的坏事，他的真主都会看到，这就是行好人的报答”。故宫博物馆珍藏的正德朝青花碗，六圆开光内分别书写“政权”、“君主”、“永恒”、“每日”、“在增加”、“兴盛”，汉语为“政权君王永恒(王权永恒)”、“兴盛与日俱增”，花朵环绕梵文构成一种特殊图案。
　　穆罕默德创教初期，就有“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渴望。土耳其托普卡普博物馆珍藏了一幅美术作品，描绘奥斯曼大帝穆罕默德二世用华瓷宴请外国使节的场面。扎拉伊儿王朝统治伊拉克等地，王室热衷赞助文学艺术，1396年，画家朱奈德·那夸什为哈瓦珠·刻尔曼尼的诗集画了九幅插图，其中一幅描绘宴会场景，桌上摆放三个玉壶春瓷瓶，两边为青花瓷，蓝地描绘白龙纹，侍女手持仿制的玉壶春陶瓶站立桌旁。华瓷与君王的生活构成细密画的新内容，中国的龙凤、麒麟图案常常出现在细密画中，并形成传统，催生了波斯细密画古典风格。
　　2　华瓷对东北非文化习俗的影响
　　中国瓷器不仅成为非洲人民的生活器皿，而且成了建筑物的装饰品，东非海岸的房屋，清真寺、坟墓，以碎石作为建筑材料，以华瓷作为装饰材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华瓷在北非和东非，融入当地文化，成为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仅非洲出土的景德镇陶瓷就有：元代青花盘碗、笔筒，有凤凰、牡丹、莲花等纹饰，明代梵文碗瓶，有牡丹、婴戏、松竹梅等纹饰，底部或书写“天下太平”，清代梵文碗盘，除各种纹饰，还书写“长命富贵”、“永保青春”，外底书写“寿”、“兔”。
　　9-12世纪，埃及都城福斯塔特，是东北非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华瓷成为大宗贸易品，宫廷高贵的器皿，在都城宫廷、宅院、商铺的遗址中，发现华瓷12000片之多，如青花、五彩、青瓷、白瓷。埃及法蒂玛王朝、艾优卜王朝、玛母鲁克王朝的苏丹把中国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五彩瓷视为珍宝，艾优卜王朝的缔造者萨拉丁以搜藏龙泉青瓷闻名，并馈赠大马士革苏丹努尔丁和威尼斯执政王。玛母鲁克王朝，犹太商人卡里米先后来到中国五次，依靠销售华瓷等珍品积累了大量财富，表明华瓷从贵族逐渐走向民间。
　　东非海岸的索马里、苏丹、肯尼亚、坦桑尼亚，出土了中国大量的青瓷、白瓷、青花瓷、彩瓷，绝大部分是碗、盘、壶、瓶、罐，除了作为生活器皿，还赋予特殊的使用功能。9世纪，坦纳基曾用300多件中国瓷罐用来储存香料，可以使香气经久不衰。中国史籍记载了东非盛产并出口香料的情况，明人马欢的《瀛涯胜览》叙述：“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也，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彼人每砍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华瓷在埃塞俄比亚甚至当作神圣的贮藏物，1597年，顿吉尔苏丹逝世后，大臣用中国明代瓷罐安放其内脏。
　　17世纪，华瓷成为宫廷和宗教的特殊器皿，伊亚索皇宫的墙壁镶嵌华瓷，作为豪华的装饰，埃塞俄比亚皇宫的墙壁也镶嵌华瓷，桑给巴尔不但皇宫，甚至连贵族府邸也用成排的壁龛陈列华瓷。东非的清真寺常常用龙泉青瓷、景德镇影青和青花瓷装饰，并形成了特有的模式，在顶部镶嵌瓷缸，在门道上方三角拱腹镶嵌瓷瓶，在圆形的拱顶、朝拜龛、祈祷壁龛镶嵌碗碟。基尔瓦松戈·姆纳拉宫殿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大约用了1000多件华瓷拼作壁画，供教徒礼拜前洗涤用的储水池用华瓷器拼成图案。早期清真寺大殿侧室的圆形屋顶镶嵌青瓷，晚期清真寺七殿壁龛内镶嵌青花瓷。
　　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的丧葬要从速、从俭，没有任何器物殉葬，因此，富有的穆斯林教徒，便竭力用精致的瓷器来装饰墓葬。用华瓷镶嵌墓碑、台柱原本是波斯人的典型祭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广泛影响到东非各国，成为墓主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14-19世纪，从肯尼亚到坦桑尼亚，以石柱作为墓标的墓柱，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角形、圆锥形，表面带沟漕纹，柱头呈圆形和尖纽形，高约3-9米，是东非的显著特点。在柱幕上部的眉腰处，柱墓每面的壁龛拱眉上部都镶嵌中国的瓷碗、瓷盘，柱墓顶端镶嵌青花瓷缸和广东缸子。如格迪柱墓旁出土了元代釉里红瓷瓶，基尔瓦柱墓旁出土了青花龙纹瓶，恩瓦纳柱墓顶端镶嵌了一只橄榄色青瓷罐，马林迪柱墓镶嵌明初青花瓷，肯尼亚曼达岛的柱墓镶嵌了明代青花瓷片，柯克曼两座圆锥形石柱墓，壁龛上分别镶嵌了5只景德镇青花瓷盘和瓷碗。19世纪，西方瓷器逐渐影响坦噶尼喀沿岸，马隆古柱墓镶嵌了中国瓷片和英国瓷盘，证明以华瓷为神物的风俗依然延续。东非各国还盛行一种奇特的葬礼：即在死者的坟墓上，摔破一件华瓷，表达生者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