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理的来源、义理在日本的变迁过程及武士义理的含义
　　
　　义理在日语中原本是不存在的，它原始于中国文化之中，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义理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之中，通过历史典籍的句子可以归纳以下三种：(1)《韩非子·难言》中有“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此义理指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2)《礼记正义礼器》中有“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为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此处义理指礼仪；(3)进入宋朝以后，张载提出义理之学他认为义理之学是指章句训诂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朱熹以认为“义理研究天道、天理、心性等宇宙原理和人本质的学问”他把义理之学推向了顶峰，已经将义理提高到了哲学范畴。由此可知，义理一词在中国本土就繁衍出三个义项，义理所表达的意义、内涵、范畴从古代儒学到宋代的新儒学有了质的变化。
　　义理这个词，本来是表示“事物的道理”、“礼仪”含义的汉语，在日本中世纪前期以前，汉语的意思是原封不动被照搬的，宋学义理作为哲学概念在中世纪的镰仓中叶开始东传到日本，它一方面是随禅宗传入日本，另一方面，是元初中国名僧一山一宁于1299年前往日本，着重宋学义理的阐发使宋学得到传扬。这一时期义理概念也产生了变化，即义理在原来的意义上，增强了道义性义理概念。义理虽然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播，但是传播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仅限于京都地带的武士、禅僧和公卿。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是从室町时期的武士社会脱胎而来，为了治理社会，巩固封建秩序，江户幕府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肯定现世秩序，有利于武士阶级政治统治的现世本位、武士本位的御用思想。而义理之学重法度，重秩序，重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念为巩固政权提供了理论保障。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在继承宋学义理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改造。如藤原惺窝提出了义理与利欲是对立的，提倡武士重义理弃利欲。其弟子林罗山，为了稳定幕藩体制统治者的内部关系，将儒教原本的面貌作了改变，例如在忠孝观上，与中国儒教有所不同。在忠孝二者间，林罗山主张重忠轻孝，继而引申出忠君爱国思想。所以，宋学义理传人日本后义理经日本儒学者的改造，已与中国宋学义理不尽相同。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将宋学的义理之学应用于武士社会，将这种儒教的义理作为武家统治的原理，是君臣主从之间应该坚守的道义，表现为武士对主君的忠义奉公，主君对武士的厚爱，而成为德川幕府武士的伦理观的基础，是属于当时武士社会的主流思潮。而武士阶层在江户时期处于四民等级制之首，是武家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道德都会被说成是“全人类的道德”，并对其他阶级的道德观产生重大影响。反映武士思想及行为准则的宋学义理，必然要渗透到其他阶层，特别是町人社会中。在渗透过程中，义理的意义、内涵更加复杂，并逐渐演变为日本平民阶层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观念，至今在《广辞苑》中其意义包含着：(1)正确的道理，人们遵守的道德。(2)人在和他人的各种关系中必须努力保护的道德、体面、面子和情意。(3)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缔结类似血缘关系的关系。(4)理由、意义”等多层含义。
　　武士义理的含义就是武士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包括“忠”“勇”“义”“礼”“仁”“诚”，其核心是“义”中包含的“耻”，这个“耻”是指武士为追求名誉、洗刷耻辱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
　　
　　二、武士义理与耻辱的关系
　　
　　《平家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小说，刻画了不少战争时代的武士，其中诸如“有耻者”、“有耻武士”、“有耻门客”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多用来形容品格高尚之人。“有耻”即“知耻”，在当时，被誉为“有耻”，就类似今天被称作“高贵”。“有耻”之人，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对武士来说，为维护荣誉，不仅要尽可能不做耻辱之事，在强烈的耻感的作用下，还必须以理想型的武士为参照，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高尚的武士。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即武士的荣誉和耻辱。武士的荣誉即名誉，是指武士自身行为受到所属集团内部关系以及自身的认可、承认及赞扬等肯定评价。武士的耻辱或耻，是名誉的反义，即武士的名誉遭到损害。武士追求名誉、洗刷耻辱，是武士身份者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否则，即会导致武士集团对其武士身份予以否定。作为一个武士，在名誉上只要出现了耻辱的污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即便自己的生命结束，这一点一滴的耻辱也会留存下来，成为后代的耻辱。耻辱似乎是武士的一种宿命，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女杀油地狱》、《日本西王母》以及《国姓爷合战》中，都有为耻辱折磨的武士。武士的名誉就好像洁白的纸，只要沾染上耻辱，就再也称不上无暇了。在生和耻之间，为保全名誉，武士们能做的不是杀身取义，就是报仇雪耻。
　　“忠”“勇”“义”“礼”“仁”“诚”构成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而“耻”则是武士道得以产生的根源，在武士的训练中非常强调“勇”，“勇”就是英勇、无畏、勇气等含义，武士之所以勇敢，敢于战斗，不惧牺牲，主要是与名誉有关，武士在战场上一方面为藩主而战，同时也为自己的名誉而战，被俘是最大的耻辱。即使无法战斗，也应当剖腹自尽，保持名节，避免耻辱，这样做也会得到对手的尊重。
　　要名誉不要耻辱，武士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当然，武士之所以“惜名不惜死”，归根结蒂在于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利益，武士只有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主人需要从者在奉公活动中的忠诚献身精神，从者需要以自己忠诚献身的名誉博取主人的恩赏。名誉直接关系到武士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权益，有了名誉，就等于接近或有了权力、地位和财富。为此，武士一生都在求名、惜名，重名轻死，重视一门和一家的名誉。在武家社会，“名誉”与“恩赏”是一对双生子，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和珍惜忠诚、武勇和甘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要以忠诚、服从、报恩、知耻等行为来获取名誉，从而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人生目的。
　　
　　三、武士义理与“耻文化”的形成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提出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所谓“耻文化”是指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即以知耻为道德之本。这种知耻不是内心的自责，而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耻文化”的特征就是以羞耻为道德原动力的文化，即在这种文化的社会中，人们认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知耻”，只有“知耻”的人才是德行最高的人。那么，日本的“耻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日本“耻文化”中的“耻”是从中国传入的。“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特别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孔子说：“行已有耻”。他说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的根本。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儒家文化的思想，深深地渗透于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溶入了民族灵魂深处。“耻”在日本文化中，从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强化和扩大，成为日本文化的积淀。“耻”在日本文化中得到强化和扩大的途径就是通过武士义理来实现的。廉耻思想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应该说影响是巨大的，幕府为了加强武士统治阶级的需要，对武士阶级的人从小就被灌输“不可被人耻笑”和“不可损害脸面”的思想。受这种“名誉感”、“耻辱感”的影响，武士们在战场上一旦受挫失败，便会感到莫大的耻辱，因而时常引咎自杀或耻于被敌生擒活捉而自杀。在生活中，武士们的名誉同样不可侵犯，如受到侮辱或毁谤，他们会不顾一切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甚至会对侮辱者或毁谤者进行报复，如果不能如愿，可能就会选择自杀了。按照武士道的信条，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死后好评。武士的重名知耻之心是他们在战场上表现武勇的动力和源泉，在战场上，不惜生命，一马当先是武士最高的名誉。而能扬武名于天下，则是留给子孙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其价值绝不亚于领地。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传播趋势是从高文化集团向低文化集团渗透，不用说自古以来日本的庶民阶层也存在着文化，但是用文字来表现的高层次的文化在古代只限于贵族阶层，到了中世才扩大到武士阶层。江户前期又突破了武士的局限扩大到了上层市民社会，江户后期进而又渗透到广大的庶民阶层。在武士阶层被强化的“耻”，通过艺人及町人文学家作品为媒介，在庶民阶层中逐渐生根、发芽，在江户后期已经形成国民文化的基础。所以说，日本“耻文化”的形成与武士义理有很大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它决定了日本“耻文化”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樱井庄太郎：《名誉と耻辱——日本の封建社会意识》，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
　　［6］张莉：《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