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分析《史记》存在的“天人感应”观﹑历史循环论与缺乏个体生命关怀的时代局限,并指出前人所谓《史记》的“实录”,并非据事实录,而是据“史”实录,《史记》是凝聚着前代史家心血的集成之作。
　　关键词: 《史记》 “天人感应”观 历史循环论 据“史”实录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这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共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史鼻祖,文章大宗”,这些评语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确,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这部煌煌巨著,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它对后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然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时代产物的文化成果,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影响而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史记》当不能例外。因此,我以为对《史记》作历史的辩证分析很有必要。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这表明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宫廷史官,并非仅仅是要写成一部史书,而是要“借史的形式”(梁启超语)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这种不凡的抱负和求索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发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似乎并未超出前人和时代的认识水平。他的“究天人之际”,明显受到父辈学者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相类相通,上天能通过祥瑞或灾异来干预人事,人的行为善性也能感应上天。这些哲学理念在《史记》各种体例的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高祖本纪》记述刘邦出生的神异:“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如《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成王以为“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于是“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岁则大孰(熟)”。《天官书》则将“天象”与“人事”一一对应,如:“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又如:“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他的“通古今之变”也没有突破前人历史循环论的藩篱。其历史观如“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是孔子“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孔子世家》)的重复,又如历史是由“忠”而“敬”、由“敬”而“文”,再由“文”复“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高祖本纪》),似可看作是董仲舒的“黑、白、赤三统”循环历史观的翻版。而无论是“天人感应”观,还是历史循环论,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显然都不能看作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发展演变的正确解释。
　　古今学人都认同《史记》是司马迁的“忧愤”之作。明人王鏊说得最为明白:“太史公《伯夷》《屈原》传,时出议论,其亦自发其感愤之意也夫。”(《震泽长语·文章》)司马迁也自称:“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可以说,司马迁用他那支如椽之笔为历代正直之士包括自己在内的悲剧命运申诉不平,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和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其进步性和批判意义不容抹煞。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迁著《史记》也有他自己所述不愿“鄙陋没世”﹑“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欲同周公﹑孔子“扬名于后世”(《太史公自序》)的“私心”之所在,故所抒发的大多仍是封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命蹇道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列传》)一类的“孤愤”之音,所诉求的也仍是“君明臣忠”的封建治世理想,缺乏一种对真正的人性觉醒、人格独立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和张扬。司马迁在《淮阴候列传·太史公曰》中评说韩信:“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前人有以此为“史公微文,意在未言之中”,理由是“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今人即以此认为司马迁这句话是“曲笔”,并非司马迁本意。其实李慈铭的辩护,其着眼点只是在为韩信“畔逆”辩诬,而对真正“畔逆”的“夷灭宗族”却是认同司马迁“不亦宜乎”的观点的。所以我要追问的是,即使韩信真是谋反,难道就应罪及妻孥,其“宗族”被“夷灭”就是天经地义(“宜”)的吗?一句“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竟出自饱受李陵之祸冤屈的史公之口,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困惑和悲哀:中国文化中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传统是多么的强大和根深蒂固。
　　此外,自班固引刘向﹑杨雄言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之后,“实录”也作为《史记》秉持的史家传统而为后人称道。但我以为此处要辨析的是《史记》的所谓“实录”,并非如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的春秋时晋史官董狐那样,当场直笔记载赵盾弑杀晋灵公的据“事”实录,而是据“史(料)”实录。其理由在于《史记》所记载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非作者亲历的前代史,作者无从据“事(实)”实录。此点班固说得很清楚。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大)汉。”司马迁亦自称《史记》“非所谓作(创作)也”,而是凭太史令的特殊身份“(缀集)史记(史书记载)石室金匮(国家图书馆)之书”“整齐(整理﹑归纳)”(《太史公自序》)而成。虽然《史记》之前的史料不少现已不存,但从现有可稽考的古代典籍中仍可以得到验证。如《史记·刺客列传》中最脍炙人口的“荆轲刺秦王”故事,即几乎“照录”了《战国策·燕策》的相关文字。《史记》大部分内容的据“史”实录,我们还可以从其后的《汉书》得到反证。班固的《汉书》中汉武帝之前的纪传也大都“实录”了《史记》的文字,这一点只要我们随手翻翻其《高帝纪》﹑《萧何传》﹑《司马迁传》,再对照一下《史记》中的《高祖本纪》﹑《萧相国世家》和《太史公自序》即可一目了然。从对《史记》包括《汉书》“实录”的辨析,可以看出据“史”实录可说是古代史家整理史籍所共同遵循的一个传统。由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以为我们在肯定司马迁的史学﹑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史记》是凝聚着前代许多史官心血的集成之作。
　　我以为,对《史记》作以上历史的辩证分析,并非要苛求古人;揭示出《史记》存在的局限性,也并不影响《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毕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神化、圣化古人,都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只有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与古人平等地对话,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待《史记》当亦如是。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