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于1920至1927年间先后五次来华,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其中1925年第四次来华,为了落实莫斯科关于结束罢工的指示,帮助中共中央制订停止罢工的具体措施。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对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认为维经斯基于1925年7月初来到中国,1926年1月回莫斯科,这次来华工作有半年之久。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维经斯基;俄共(布);第四次来华;五卅运动
　　
　　维经斯基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代表,从1920年4月第一次来华,此后又四次来中国帮助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在1997年以前出版的中共党史的著作中,由于受史料所限,对维经斯基往返中国的时间的记载,多有不准确的地方,影响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如有的资料记载,1923年11月初,维经斯基又来中国,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P.472,473)据有的学者考证,此时的维经斯基正在莫斯科,根本未来中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公开出版,为我们研究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提供了可靠的档案资料,许多问题很容易解决了。如1925年维经斯基何时来华,通过相关档案资料,此问题基本解决了。1925年1月,维经斯基出席了中共四大,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2月15日当天或以后几天离开上海,他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在同一年,他再次来中国,但对此次何时来中国,中共党史论著却有几种说法:其一,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有如下记载:1925年“5月返回中国。‘五卅’运动爆发时,维经斯基正在上海,参与了对运动的领导。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经常在维经斯基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确定政策,经常参加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1](P.480)这个说法,不知有何据。张国焘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五卅运动爆发时维经斯基在上海。
　　2006年出版的《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姚金果著)一书在评论五卅运动的领导者时写道:“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没有国际代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独立领导的规模宏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配合下,在运动的发轫和发展阶段精心策划,部署正确,策略得当,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2](P.166)这里明确说五卅运动中“没有国际代表直接参与”,也意味着维经斯基没有参与五卅运动的领导。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
　　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运动开始时维经斯基是否在中国,何时来中国,让我们用档案资料来说明当时的历史事实,并对此作一考证。
　　首先,我们来看维经斯基在5月前后的活动。4月17日,维经斯基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3](P.602)4月22日,在莫斯科给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笔者)写信。[3](P.605)5月13日,维尔德在上海给维经斯基写信。[3](P.612)5月29日,维经斯基在莫斯科出席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3](P.623)在此前一天,即5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正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学生声援工人。此时的维经斯基还在莫斯科。那么,俄共(布)何时决定维经斯基来中国的?
　　上海工人反帝运动爆发一个月后,即1925年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加拉罕的电报的内容。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接受加拉罕同志关于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去中国的建议。”[3](P.636)会议还作出把此决定抄送维经斯基的决定。这充分说明,维经斯基6月末不在中国,而是在莫斯科。正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接受加拉罕的建议才决定派遣他再次来中国。这就证明了认为“五卅运动爆发时维经斯基正在上海,参与了对运动的领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去中国”之后,维经斯基才来中国。那么,维经斯基是何时从莫斯科启程来中国的呢?
　　在政治局会议决定维经斯基去中国一个多月后,即1925年7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五卅运动正在走向低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3](P.643)《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据此认为:“为了落实莫斯科方面关于适时结束罢工的决定,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他帮助中共中央制定了对罢工运动实行‘刹车’的具体措施。到9月中旬,上海工人在争取到资本一定让步后,陆续复工。”[2](P.168)这段话,除了“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有不准确外,其他都符合历史实际。在这段话中,说明了维经斯基来华的原因,是为了落实莫斯科关于结束罢工的指示。这表明维经斯基在7月28日后来中国的。这个说法似乎合乎情理,但在时间上是不确切的。维经斯基8月4日在北京给领导人写信,似乎可证明是7月28后来中国的。但从这封信内容来分析,得不出这个结果,历史实际并不是这样。维经斯基是在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遣他来中国决定之后,很快就从莫斯科动身来中国。这是维经斯基自己说的。究竟维经斯基离开莫斯科的具体时间是何时,现在已公布的档案资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1925年9月28日维经斯基在北京向莫斯科的上级书面报告提到:“7月初,我从蒙古来中国时,已经写了同内蒙代表团的会见情况和在那里组建人民革命党的可能性。”[3](P.694)这就表明,7月初维经斯基经过蒙古来到内蒙,这就是说已经来到中国。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7月28日对中共结束罢工的决定,维经斯基在8月4日给在莫斯科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里提到这个决定,他写道:“从北京给您写信,我昨天来到这里,要同列夫•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制订上海和香港以后的罢工策略。动身前一天,我收到中国委员会从莫斯科发来的一份电报,提出了根据工会的倡议适时停止罢工,以便有秩序地撤退以保存组织的总体意见。”[3](P.645)“我昨天来到这里”,是从哪里来到这里,笔者理解是从上海来到这里即北京。“动身前一天”,是指在上海启程的前一天,是何日,不好判断,但可以肯定是8月2日之前,维经斯基收到的电报,正是指7月28日的这份文件。此次来京,正是为制订停止罢工的策略。从这封信里,确实反映了维经斯基帮助中共中央制订了对罢工运动实行“刹车”的具体措施。在这一点上,姚著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维经斯基这次来中国工作时间较长,有半年之久。据《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记载,1926年1月,维经斯基回莫斯科。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2月4日会议记录,有一项决定:责成拉狄克和维经斯基起草“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就满洲事件发表告全体劳动者书的初稿。说明维经斯基已从中国回到莫斯科。
　　
　　参考文献
　　[1]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神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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