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史学会、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汤象龙百年追思纪念会”于3月6日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财政部财科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地方志的特邀嘉宾，以及西南财经大学师生共2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
　　
　　一、矢志不渝，求索一生
　　
　　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校长在致辞中追述了汤象龙先生矢志不渝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领域上下求索的一生。他强调指出，我们追思先辈伟绩，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弘扬一种大师文化。大师是大学的灵魂与核心，是大学精神的缔造者。
　　中国经济史学会董志凯会长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汤象龙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做出的奠基性的贡献。她认为，汤象龙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开创了我国经济史研究中大量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之先河。汤象龙先生于1934年与吴晗、罗尔纲、梁方仲等人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力主以研究人民、社会为主体的新史学，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专栏，后来又与梁方仲先生共同主编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共八卷十多期。自1978年起，汤象龙先生在罹患癌症的折磨下，对过去收集的海关档案资料六千件加以整理，缜密研究，在八十四岁高龄之时，于199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75万余字的巨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汤先生在经济研究所前身——社会研究所辛勤工作长达12年，经济研究所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今日的成绩，是和汤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们抄录和搜集的大量资料，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宝贵财富；他们放宽视野，纵横捭合，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他们重视史料与理论结合、重视计量研究，形成经济史研究范式，构成经济所扎实严谨的学风；他们注重学术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主张治史应该“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历史研究应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等思想，构成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精神所在。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遗产，至今还在启迪和激励后人。他们的事业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继承。
　　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谈到，汤象龙先生在清华读书期间，就以强烈的爱国热情主张把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和当时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相结合。本科毕业时他在自己的学士照片旁题记：“革命先革心，自由先自治；脚踏实地，步步向前。”毕业后他留在清华作校长罗家伦的特别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学术论文——《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他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撰写了《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先生的爱国精神、科学探索精神和严谨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典范。
　　
　　二、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史学真正的产生是在汤象龙先生这一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根蟠认为：汤先生的贡献，只有在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才能准确定位。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人们思考中国革命应该往何处去，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突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论战揭开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的序幕，形成了三股比较重要的力量：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他们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经济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以陶希圣为中心的“食货学派”，创办了《食货》半月刊，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有一股力量就是现在经济所的前身一当时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三股力量中，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象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虽然在理论基础、经济形态方面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通史和政治思想史，没有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深入研究下去，也没有相应的组织。陶希圣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但也缺乏严密的组织。只有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条正确的研究路线，包括思想理论路线和研究规范。他们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太多的了解，但都倾向唯物史观。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同时，他们又十分强调实证，不搞空头理论，第一步工作是系统地搜集整理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最后才撰写系统的论著。汤先生在经济所的工作，有三件事情应该用浓墨重彩写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史上。第一件事是他和陶孟和先生1932年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是一个规范、严谨、学术品位很高的一个刊物。比它稍晚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创刊)也发表很多社会经济史文章，起了很大作用，但文章参差不齐，从学术品位来讲应该说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件事是他和吴晗先生等发起组织了“史学研究会”，集合了一批史学界的新锐，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后来都成为史学界各个领域的台柱。汤先生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总务工作，实际上是主持史学研究会工作。第三件事是组织收集、整理清宫抄档。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三大新材料的发现，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重大契机和重要推动力量。这就是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和清朝大内档案。而搜集整理大内档案中的财政经济史资料，并用之于经济史研究的，汤象龙先生是第一人，是具体组织者。参加工作最多的时候达500人，抄录材料达12万件，其中一半以上采用了统计表格化的形式，成为半成品。这批材料已经成为经济所镇所之宝。不但是材料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工作所体现的研究理路——把系统收集整理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也成为经济所的另一种“镇所之宝”。汤先生自己也很看重这个事，他在自传里把刊物的出版、史学研究会都放在后面，把清宫抄档放在首位。他认为这是他在经济所的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贡献。这三件事都是开创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汤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人之一，是名符其实的。很长时期我们对汤先生的贡献没有充分加以宣传，没有充分加以肯定，现在开追思会，也可以说是补做这一工作。汤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过早离开了经济所，影响了他的事业，制约了他才能的发挥。历史留下了遗憾，但汤先生晚年的执着和坚韧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汤先生，继承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一定有后来人继续汤先生未竞的事业。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经君健研究员认为：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立之初，汤先生是最早提出要重视经济史资料整理工作，同时身体力行。1930-1936年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清宫题本、黄册及其他各类档案进行全面系统地查阅，从中选抄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史资料，原文抄录者达10万余件之多。同时训练了一批统计人员，把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直到清末各地方奏销册里的中文数据，如粮价、关税、雨水收成等，分别时、空，加工统计表格，以直观、明了的形式呈现给学者。这项工作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空前的，即使至今，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也无出其右者。由于多种原因其中有些原档已难查找，这批早年抄档则成为原档的重要补充，由此更见其史料价值之大。这项巨大工程的组织者就是汤先生，他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一书是汤先生多年呕心沥血之作。他把抄档里1861-1911长达五十年的清代军机处抄档、海关监督中摘出的数千件极为枯燥的四组清册数字进行科学分工，并做实事求是的分折，做出了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方才出版的这部大作，是汤先生60年前工作的继续，前后18年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此重要的著作，就是源自这批抄档；也仅运用了抄档的5％。汤先生是敦厚长者，对后学十分关怀。在多次接触中，他一再论及对经济史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和继承性；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的不可替代性；企业及私家档案的重要性等等。他强调的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史学不可忽视的。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赵德馨教授认为：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史学真正的产生是在汤象龙先生他们这一代。第一，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机构，这就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组长是汤先生。后来出了一批大师，比如说罗尔纲、梁方仲、巫宝三，都是一代大师，都出在这个组里，这是一个学科形成的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标志。第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专业的刊物，它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严谨的。没有规范谈不上学科的产生。第三，有了一个现代的以经济史研究为中心的专业研究团体，这就是“史学研究会”。第四，提出了经济史研究的一套目标、理论和方法，而且付诸实践。第五，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史从专题经济史、部门经济史走向了国民经济史。最后，还有一个是经济史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要有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或者是导师制。汤象龙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研究生。我的观点就是汤先生不止是奠基人之一，不止是开拓人之一，他是主要奠基人。大凡一个学科有一个开拓奠基的阶段，然后有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使这个学科丰富起来。但是奠基要有历史机遇。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不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有奠基的机会。奠基要有历史的机遇，就是这个学科的产生已经具备了历史条件，还要有个人的天赋和人际的历史机遇。在这两个方面，汤象龙先生有特别好的条件。一是他本人16岁入清华大学，他懂四国语言，不到20岁就当研究生，21岁就写了专题的4万字的长篇论文，他很聪明、勤奋，这是一条。还有一条，他在清华大学得到了梁启超的指导，得到了罗家伦的赏识。如果没有梁启超他们这一辈人作他的导师，他是出不来的。以近代财政理论来研究的第一人是汤象龙先生，有成就的还有经济研究所的彭泽益，武汉大学的彭雨新。他们研究财政史都利用了汤象龙先生领导组织的大内档案。
　　财政部科研所历史研究室主任赵云旗研究员说：汤先生写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等十多篇关于财政史的文章，出版了《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的巨著，在我们财政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汤先生的研究中有许多观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说，他认为历史不是静止的，是动态的，历史应该跟着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改造。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的活动，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他在史学的研究当中，开辟了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光是泛泛的理论，要结合实际，要有扎实的资料作基础。所以他在资料的收集当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汤先生在研究经济史当中，最早的应用了统计学和计量学，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在他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著作当中，用的表格达到118个。作为一个老学者、能够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财政、经济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专有所攻，以求实证，大师风范
　　
　　天津财大科研处长李炜光教授认为：汤象龙先生始终在坚持着一个研究方向，那就是中国财政史。不仅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财政发展史总是能够非常集中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制度演变，它的基本特征。甚至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许多关节点上，也是出在财政这个问题上。比如英国大宪章，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由财政问题引发的，革命爆发以后，也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历史的进步。中国在清末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第一个议会——咨政院。咨政院是为了什么成立的呢?表面上是立宪，实际上它做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审查预算。而且在当年就审核了1911年清王朝的预算，核减了它大概1／5左右的预算。我们中国的历史进步，在这个关节点上也是一个财政问题。汤先生研究财政史，非常重视把财政史上的资料量化。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如果没有把历史资料量化的话，很难把它形成为一个科学研究。而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中，量化是个弱项。我们在研究方法比较弱的情况下，把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照搬过来。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再运用大量文献的整理，综合归纳出很多证据来论证，最后说我们这个假设是不是成立。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最规范的一种学习方法、研究问题的方法。但我仔细看了汤先生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把大量的精力首先放在对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归纳上，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在前期的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过程当中，下一步就是如何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来论证他的这个观点，使之更加精确、更加完善。我认为汤象龙先生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的精神。当年他能够静下心来在故宫博物院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编辑出自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那一代学者如夏鼐、罗尔纲、梁方仲、吴晗等等，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代大师。要说检讨的话，我们现在的体制已经不鼓励学者付出这样的辛苦作这样的研究了。我们的中国财政研究会，我们的中国经济史学会，不仅要重视中国财政史的研究，而且要更加注重继承汤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精神风范。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认为：作为学科的奠基人，汤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史学研究要作实证研究。所谓实证研究，就是要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深入的了解，还原历史事实的本身。另外，要有先进的科学方法。汤先生是运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先驱，我们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也是以运用统计和数量方法研究经济史为特征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搞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人越来越感到历史的重要，尤其是中国问题的特殊，照搬西方的一套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自己研究，而且要把我们自己的成果介绍出去。李根蟠先生用“开创功，未尽才”六个字概括了先生，我觉得先生把这片土地开创出来。那么他的“未尽才”就需要我们后辈的学者来继承。我们很可能没有汤先生他们那样的才华，但是我们可以做小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一点一滴做起，大家都共同来做，我们的大事不就做成了吗?只要你把一个领域搞透了，就做一点深入研究，对学术领域就是一个贡献。经济全球化，可能我们都要发展到一个经济方式、生产方式去。但是每一 个国家的路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是用什么构成的呢?是因为她的历史积淀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研究历史。希望我们的后辈学习先生这种扎扎实实的治学精神，为我们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汤象龙先生的长子汤经武在发言中说：梁启超先生“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真实”，“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的史学观和重视史料收集的方法，对我父亲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93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学术论文后，就与发掘和利用清宫档案资料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他发现历史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研究的新课题不断增多，一些人忙着搞“疑古辨伪”，而真正的经济史研究还“是一片土质肥沃的荒地”。伴随着史学界一些人急功近利和空论的不良倾向，他认为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自己这一代人之手，但收集和整理珍贵的历史资料却刻不容缓，这一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但缺少了事实，中国的经济史将永远没有写成的一天。他在新史学派陶孟和所长的支持下，组织人员“开荒”、“开金矿”：用统计表格的方法，大规模抄录清政府档案中有关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1935年，他在为罗尔纲先生即将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所作序言中写到：以往的历史是以帝王朝代为连系，目的只在记载与帝王有关的言行，此后的历史应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表明了他为社会、为人民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宏大志向。之后，无论时代和社会如何变迁，无论经历何种磨难或煎熬，他都秉承着这些理念，坚守着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想。1972年秋，他在患上舌癌经历了初次手术和放射性治疗之后，还向四川省委干部部提交了“今后的志愿和工作计划”，“请求领导上将我介绍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去工作，那里有我过去收集的清代档案资料和专业书籍，那里有我过去不少的同志，可以得到他们的宝贵帮助，这些条件不是任何其它单位可以得到的。同时，我估计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过去收集的档案资料也需要人员前去整理”。为此，他拟定了四个研究专题，同时计划整理出《清季五十年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清季田赋统计》两部重要的近代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参考资料。1978年，他带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查阅和复印资料。1978-1985年的七年中，他五次住院、四次手术，但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在1985年将《清季五十年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书稿交付给中华书局。又经历了七年的周折与修订，终于在1992年正式出版了这本呕心沥血的七十余万字专著。他在送给我们专著的扉页上分别写道：“从本书的序言和它的内容可以看出我一生为人和工作的方向。六十多年来，自力更生，意志坚定，抗癌斗争已达二十年。在今八十四岁时能看到自己写的专著出版，深感自慰”，“这本书是花了不少精力的，书的性质和你们的专业关系不大，但细读三篇序言对做人和写作可能有些帮助”。1998年他最后一次病重住院，还念念不忘筹划编写《清代田赋史》和《中国近代财政制度史》。今天和各位在这里追思先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代表汤象龙先生的全体亲人，将他珍藏的有关书刊和资料，捐赠给与他结缘46年的西南财经大学，以研究室或专柜集中存放并对社会开放，以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由汤象龙先生家属捐赠的图书资料，包括先生毕生所藏的史书典籍及字词典700多本，期刊资料3000多册，卡片12000多张，清代财政史线索及卡片4000多件，论作34本，研究手稿和书信稿众多。西南财经大学承诺将以捐赠的图书资料为平台，整合校内外研究力量，成立以“汤象龙研究室”命名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完成先生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