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历代学术发展，有“《易》学在蜀耳”，“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备载典册，家传人诵，不可泯灭”之记载，表明四川地区的易学和文学的发展情况。除易学和文学之外，四川地区历代均有学者研习和传授《春秋》学，但由于“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国难而毁，良可慨叹。麟经(《春秋》)在蜀，尤有传授。”对于四川地区历代《春秋》学的研究情况，从总体上作研究的甚少。笔者将对此问题略作研究，以期对当前蜀学研究有所推助。
一、汉至唐时期四川地区的《春秋》学
汉武帝在董仲舒、公孙弘的支持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反映了经学在政治的影响下走向兴盛和繁冗的过程。
汉初，四川地区僻陋有蛮夷风，精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选择郡县小吏张宽等十余人至京师受业于博士，蜀生学成归来，受到文翁重用，有官至郡守刺史者。文翁又于成都率先设立地方官学，“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从此“蜀本无学士”的局面逐步得到改观。西汉一代蜀地学者渐有能说《春秋》学者，如张宽被汉武帝征召为博士，“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达十五万字，后官至侍中、刺史。汉宣帝时王褒上书言“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已正统而已”，深得《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精髓。汉成帝时议立《春秋》三传博士，巴郡骨君安“独驳《左氏》，不祖圣人”，已揭今古文之争的话题。
东汉时期，光武帝重视经学，恢复十四博士，其中，《春秋》博士为公羊学严、颜二家。四川地区《春秋》学得到较大发展。以《春秋》学名家者，蜀郡成都人张霸，七岁通《春秋》，后从长水校尉樊翛研习《严氏公羊春秋》，以樊俑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又博览《五经》，成为会稽太守，以经学教授，“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其子张楷亦“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成为蜀地有名的经学家族。犍为武阳人张浩亦治《春秋》，游学京师，与张霸等相交论学。巴郡宕渠人冯绲“少学《春秋》《司马兵法》”。蜀郡成都人杨终13岁被“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由此“深晓《春秋》”，不仅于章奏引《春秋》之义言治道，汉章帝时参与白虎观会议与诸儒论考《五经》异同。其兄杨凤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字。巴郡阆中人谯玄，“少好学，能说《易》《春秋》。”可见，东汉时期，蜀地《春秋》学大体以《春秋》公羊学为主流，而且也适应了当时《春秋》学由繁趋简的学术潮流。
三国蜀汉时期，四川《春秋》学在本地与外来两股学术力量的交融中开创了新局面。当时蜀地“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学无根柢，梓潼涪人尹默于是远游荆州，向司马德操、宋衷等学习古文经学，专精于《左氏春秋》，凡前代学者等《左传》学成果，如“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通述，不复按本。”成为蜀地《左传》学的专家，刘备称帝，由此任命尹默教授太子刘禅《左传》学。同为梓潼涪人的李仁与尹默均至荆州求学，其子李馔得传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通五经、诸子，撰写古文《左氏传注》等著作，遵从东汉贾逵、马融等前辈师法，而与当时流行的郑玄会通今古文经学家法不同，谈义理与王肃暗合。广汉绵竹人秦宓与谯周论“皇帝王霸豢龙之说，甚有通理”，谯周将二人论说记录于《春秋然否论》，于《春秋》大义有所评说。蜀郡成都人张裔，治《公羊春秋》，辅助诸葛亮治蜀，颇著声绩。河南洛阳人孟光在汉献帝时避董卓之乱入蜀，“好《公羊春秋》而讥诃《左氏》”；义阳新野人来敏，“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孟光与来敏各持门户以争短长。犍为武阳人李宓，“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所通涉，机警辩捷。”从上可见，三国时期蜀地《春秋》学又以《左传》学为主流，这是与当时的学术潮流大体相一致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四川地区战乱频繁，士人流寓荆湘，治《春秋》学者比前代有所减少，但仍有部分学者研习《春秋》学。绵竹人刘宠“明《公羊春秋》”。梁武帝时，广汉妻郭人王化“治《毛诗》《三礼》《公羊春秋传》”；其乡人王长文“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拟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三篇。”开启会通《春秋》三传的学风。蜀郡成都人寿良，“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蜀郡江原人常宽，“阖门广学，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汉》，强识多闻。”巴西郡黄容为蜀郡太守，好著述，撰写《左传抄》等数十篇㈣。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推行和唐太宗因“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从此官方权威统一了学术，限制民间私学的发展。所以晚清民国学者刘师培《国学发微》指出：“《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故自有《正义》而后六朝之经以失传，且不惟六朝之说废，即古学之存于六朝旧疏者，亦随之而竟泯!况《正义》之书，颁之天下，凡试明经，悉衷正义，是《正义》所折衷者，仅一家之注；而士民之所折衷者，又仅一家之疏。故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从两汉以来的经今古文学遂灭。四川地区的《春秋》也处于衰落时期，在《隋书》、新旧《唐书》中几乎没有四川地区学者研习《春秋》经学或以《春秋》学名家者的记载。
二、宋元时期四川地区的《春秋》学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在复兴儒学中起着中坚作用的理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远。四川文化自理学初创开始，便受到了它的影响，这一点在四川《春秋》学中表现尤为明显。
宋代《春秋》学极其兴盛。据考证，宋代四川《春秋》学著作有70部，现存者17部。
其中，受到理学熏染并追随理学的《春秋》学著作，流传广泛，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现存者达11部。就宋代四川《春秋》学的整体而言，它们基本上都受到孙复《春秋》学“以意说经”特色的影响。
对于四川具有理学特色的《春秋》学渊源，南宋留梦炎揭示说：“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薰陶浸渍，所被者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皆一时所宗。”合州度正也认为，当王安石新学盛行之时，“独吾乡之老师宿儒从事《易》、《春秋》、《论语》，其议论讲说，今其存于世者，又复专主伊川之说，深探力取，持之不变。盖其当时，亲闻于濂溪者，父兄相与谨而传之，风流余韵，至是而未泯耳。”理学入主四川，直接推动了四川《春秋》学的发展，并改变了四川传统学术，最终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不过具有四川地方色彩的《春秋》学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反映了学术融汇的艰巨与文化多元共存的历史事实。
元代建立之初，理学在南方得到普遍的传播和发展。四川地区本地学者以及原籍四川而流寓外地的学者，均受到理学熏陶。时人虞集在其著作中谈到四川地区学术教育和研究的情况：“百十年前，吾蜀乡先生之教学者，自《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皆依古注疏句读授之。……其为文多尚《左氏》、苏子瞻之说。及稍长，而后专得从于周、程之学焉。”可见，四川地区的学术教育既偏重于传统经学注疏，又推崇程朱理学，从而造成四川地区学者博洽的学风。元代，四川《春秋》学的特点是本地学者多因战乱或为官原因在异乡发展，当然也有本地学者世传《春秋》学。
张颂，字达善，祖籍为蜀之导江人，著述有《四经归极》《经史入门》等书及文集若干卷。对《春秋》经学有所涉及。家铉翁，眉州人。元军南下，家铉翁义不事二君。“其学邃于《春秋》，自号则堂。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其撰著《春秋集注详说》30卷。祖籍资州内江人黄泽，为学义理一本程朱，于《春秋》学多有研究，其《春秋》学成果保存在《春秋师说》中。其弟子赵方“得其《春秋》学为多”，成为开启元代《春秋》学大发展的先师。
虞集，字伯生，其父娶国子监祭酒眉山杨文仲之女为妻。杨氏世代以《春秋》学为家学，杨文仲与其弟杨栋均以《春秋》教授于太学。其母濡染家学，虞集与其弟虞粲同受其母教授《左传》文。虞柴于《诗》《书》《春秋》均有论著，“其学尤粹于《春秋》，以为诸传不足以得圣人之旨，亦别著为书。尤病左氏之夸于辞，而谬于实也。”虞集虽不如其弟有专门的《春秋》学著作，但他在著述中多言及《春秋》学，如在《会试策问》中说：“《春秋》左氏、公、毂之传，与经并行久矣。至于啖、赵、陆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诸经，君子韪之，三子之说果尽得圣人之旨乎?刘氏《权衡》三传，益密于陆，而刘《传》果无余蕴乎?胡氏之说，其立义得无有当论者乎?”可见，虞集对前代学者的《春秋》学成就持怀疑态度。不仅如此，他在《春秋胡氏传纂疏序》认为“学《春秋》者始有以求圣人之意，而无附会纠缠之失矣”，由此他推崇《公羊传》《觳梁传》据经立义，唐代啖助、赵匡《春秋集传纂例》等书是“始知求圣人之意于圣人手笔之书”，认为胡安国生当的宋人南渡之时，奸佞用事，大义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内修之末备，外攘之无策，君臣父子之间大义无存，需要学者正本清源，所以胡氏作《春秋传》之意，“大抵本法于此”。他还认为《春秋》出自孔子手笔，“所谓性命之书”，此论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
泸州刘桢，字维周，“刘氏世《春秋》学”。眉山赵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显仕，有誉闻于当世，与同郡杨氏、史氏、程氏、家氏门户相望，互为婚姻。”形成相互影响的学术家族集团。可见，元代四川地区多《春秋》学世家，与宋代《春秋》学成就相比也毫不逊色。
三、明清时期四川地区《春秋》学
明成祖命翰林院儒臣胡广等编纂《五经》《四书》《性理》三部《大全》，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四库馆臣批评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此处蕴含文化政策与学术思想变迁的一大消息。以《春秋》学为例，“有明二百余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于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所以，明代学术空疏，也影响四川地区学术的发展，真正对《春秋》学有所著述的仅有熊过、杨慎等数位学者。
熊过，字叔仁，号南沙，四川富顺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所撰《春秋明志录》十卷，其内容为：“多采撮旧解，各加辨驳。大旨在于信经不信传。”具体来说：“其中于《公》、《毂》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左氏传》为尤多。”熊氏该书总的特点是：有些论述“多出臆断，用思太过之失，然其得解之处往往词旨平允，大义炳然，究非他家摭拾空谈者比。”故时人卓尔康评价《春秋明志录》：“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二十四岁举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杨慎肆力古学，既投荒远多暇，于书无所不览，“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春秋》学的著作，但在其所撰《升庵集》以及《丹铅诸录》等书中，对《春秋》及三传有所研究和评述。在具体的《春秋》经文解说中，杨慎认为《春秋》三传的解说均是错误的，反映了其蔑弃三传而自立新说的特点。杨慎还对《左传》的有关传文和解说进行研究，从文字学、典章制度学人手，似有复汉唐经学训诂之旧。杨慎开启了明中期至清初的考据学的先声：“明之中叶以博治著者称杨慎……风气既开，国初(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清初，四川学术文化仍然保留了鲜明的明学的烙印，理学仍然是主流，但也出现了费密、唐甄等开清学风气之先的思想家。费密、唐甄二人在清初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其思想倾向往往与黄宗羲、顾炎武等相通。
费密，字此度，新繁(今属四川新都)人。费密守志穷理，讲学著述，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张邦伸评论说：“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杨主综览旧闻，密则独摅己见，较杨更精。”在经学方面有《春秋虎谈》等十种，惜都已失传。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人。顺治年问罢官回籍，潜心著述。生平综贯经史，研精覃思，撰著《春秋述传》等。唐甄以政论见长，经学并非所重，认为治经的目的在于“明心见性”，“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见，是吾忧也。五经之未通，非吾忧也”。他的经学观，与宋明以来一脉相承。
清代乾嘉时期，就全国而言，考据之风极盛。四川经学虽有所恢复，但与江苏、浙江、安徽等学术文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甚大。四川经学还没有融入全国的主流，考据学虽在四川地区有所反应，但没有掀起波澜。四川地区的经学仍然比较衰微，但也出现李调元、刘沅等治经名家。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童山等，罢官谪戍，赎免，家居二十余年，以著述自娱，于经史、音韵、文字、方言等无不涉笔。在他的著述之中，解经之作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如《春秋三传比》《春秋左传会要》等著作共十余种，称得上“遍注群经”。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李调元有一定的考据倾向。刘沅，字止唐，嘉、道之间治经亦有重名。学本宋儒，兼综众流，著述宏富，四书五经皆有解，经史杂著甚多，辑人《槐轩全书》行世。其学虽以义理为归，但亦往往兼采汉宋，自谓“不必沾沾求合于传注，唯期不谬于圣人”。有《春秋直解》等经学著作数十种。其学虽以宋儒为指归，但不尽遵循程朱之说，亦不强调门户疆界，往往会通三教，嘉、道之间，“槐轩道”(刘门)影响遍于蜀中。
清代后期的四川经学，因何绍基和张之洞人川主持学政，对四川地区的学风影响很大。戴纶喆说：“蜀自何公后，蜀人始知治经；张公后，蜀人之治经者始众。”道咸之后四川地区比较知名的经学家，有万县何志高、井研廖平等。何志高，字西夏，淡于科名，足不履城市，闭户著书数十年，潜心经学，学者称西夏先生。所著《春秋大传补说》等，汇为《西夏经义》刊行。其说《春秋》则重大义，以为夫子因鲁史之旧，变史文，寓褒贬，辞微旨奥，非仅为记事之书。论书法义例，兼采三传及宋儒之说，附以己意。相信日月、名字、人爵褒贬，考证少而议论多。时井研廖平(登廷、季平)、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麟、富顺宋育仁并称高足。其后“廖平治公羊、觳梁《春秋》 《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氏《经解》所囿，号曰蜀学”。晚清四川经学，以廖平为大宗，先生著述极富，目录可考者殆数百种，其晚年手定《六译馆丛书》，计有《春秋》类20种附2种等。最知廖氏经学者为刘师培与蒙文通。刘师培称其“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蒙文通先生说：“廖师既通《觳梁》，明达礼制，以《毂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官》为古学正宗，以《公羊》齐学为消息于今古学之间，就礼制以立言，此廖师根茨之所在。”除廖平外，晚清四川还有不少经学名家。如郫县姜国伊(字尹人)，著述有《春秋传义》等二十余种，多刊入《守中正斋丛书》行世。合川张森楷(字符翰，号式卿，晚年号端叟)，经学方面有《左史长义较》等。
综上所论，自西汉文翁以《春秋》学治蜀，至清末民初，四川历代《春秋》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四川历代《春秋》学各有特点。两汉时期重《春秋》公羊学，蜀汉时期重《左传》学，宋元时期《春秋》学体现理学特色，清末民初《春秋》学具有考据学性质。第二，四川历代《春秋》学发展大体上与全国学术潮流保持步调一致，但在东汉时期全国主流学术为《左传》古文经学，清代乾嘉时期江南、京城地区考据学兴盛之时，四川地区的《春秋》经学则相对落后于全国步伐。第三，四川《春秋》学历代发展不平衡，汉魏、宋元、清末民初三个时期，达到了较高水平，而南北朝、隋唐、明代则又处于衰弱局面，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学术政策和时代风气相关联。四川地区绵延不断的《春秋》学脉，自然构建了区域《春秋》学史，对四川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