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细读此书,我们不仅能体会到系统结构对系统单元的巨大影响作用,也能看出系统单元对系统结构的反馈。这样的辩证关系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要利用现有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更应该利用自己的力量不断推动国际规则变化,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结构;单元
中图分类号:D693.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033-02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因此要想了解结构现实主义系统结构和系统单元的辩证关系,最捷径的方法就是了解产生结构现实主义的时代背景。结构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美国,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地衰退。政治上,美国因为陷入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而元气大伤,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也受到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开始了“苏攻美守”阶段。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伙伴关系的日本、西欧的挑战。军事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失败,而此时的苏联在核武器数量上超过美国,并且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形成战区核优势。伊朗的人质事件更是让美国的人震惊和恐慌。
就在美国霸权衰落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另外一种景象。经济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迅速增长;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出现;南北问题不断深化;人口、环境、能源等全球性问题凸现。政治上,权力分散化、政治多极化开始出现;世界大国间关系开始调整和融合。欧共体的不断扩大和政治合作的发展,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威;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日本开始了“多边自主外交”;而第三世界也开始联合反帝、反殖、反霸;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美、中日关系开始好转,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
然而,面对这样的变化,“只关注国家权力的传统现实主义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科学行为主义的一些概念过于抽象,多种方法玄而又玄,也解决不了现实政策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3]。于是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急需一种理论,它“正视分裂的世界所造成的严峻现实,同时也努力通过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国际关系策略的运用,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造成的世界和人类的毁灭”[4]。这种理论就是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理论思潮始于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在这本书中华尔兹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政治的“结构”极为重视,他强调“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5],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系统理论是华尔兹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则是其最出色的思辨思想的体现。很多人认为,华尔兹的系统结构对系统单元是决定关系,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也被认为是“结构决定论”的代名词。细读《国际政治理论》就会发现,所谓的“结构决定论”只是其表面现象,原因如下:
其一,华尔兹写作本书时,从方法上是借助系统理论来写的,他为读者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从“还原论”中脱离出来,抓住当时世界的核心——“结构的作用”来解释世界——“霸权”和“争霸”,从二战后“美苏争霸”就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系统排列的原则,它是实力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排列,对当时系统的单元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世界分为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一个为首的领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单元“颐指气使”,这就是当时的结构作用。甚至现在美国在很多方面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不断地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和未来的“霸主”争霸,如苏联的解体后北约的东扩,在俄罗斯的家门口部署军事力量;借“反恐为名”出兵阿富汗,重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放在“地缘政治支轴国家”[6],和日本加强合作遏制中国的“崛起”,出兵伊拉克控制石油资源;就是民间也是对未来的“霸主”一片吆喝,“日本崛起论”、“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霸主,遏制新兴国家崛起。
其二,华尔兹在强调系统形成对单元有很大影响的时候,并没有否认系统单元本身具有的活力,这是他思想的关键点。“由于华尔兹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和考察国际政治结构的作用,因而华尔兹将所有的那些非结构性的因素统统归结到单元层次上”[7]152。但是他又不想落入“还原论”的旧套,表达得很隐讳。就还拿上面的问题来说,美苏的争霸并没有完全决定系统单元的命运,南斯拉夫、中国就从“社会主义阵营”脱离出来,而美欧、美日也曾为经济问题而闹过不愉快,还有“第三世界”的“反霸运动”。如今的世界更是凸显了系统单元的巨大反馈作用,美国虽然仍是西方世界的霸主,仍然“一极独大”;但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得更是迅猛。这都表明了系统单元的能动性、自主性。
其三,系统的结构和系统单元的辩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影响单元,单元反馈结构,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系统。系统结构的变化有赖于系统单元实力变化,而结构的变化又作用于变化的单元。结构对单元的影响主要有: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单元发挥作用的范围;其次,它为单元的稳定提供一定的保证。而单元对结构的反作用主要有,第一,它无时无刻不在打破或者维持结构的存在(这里的单元是指大国,弱小的国家在华尔兹的理论中被忽略,因为他们对国际政治影响作用有限。对于结构造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维护结构的存在,对于受到结构限制的国家便想要打破结构,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系统中结构的位置)。第二,它为单元间的“均势”或者“联盟”的形成奠定基础。单元间的互动是有规律的,每一个民族国家在消亡之前总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和利益,国际政治的复杂局面也要求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维持某种均势或者联盟。两极的争霸没有否认“联盟”、“均势”的存在,而“一超多强”的当今世界也没有否认“搭便车”和“军事经济联盟”。这种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国际行为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上应当包括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以及单元层次的‘过程’和‘属性’,所有三种自变量实际上可以说也是华尔兹在他的理论中结识的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三种主要力量,而华尔兹建构的整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构架就其实质而言也正是建立在他有关这三种变量的基本定义及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才能够称为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不是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理论’”[7]147。
系统结构与系统单元的辩证互动关系对当今中国和平发展有重要意义。
首先,系统结构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个安定国际环境,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长时期以来最好的。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再到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一直没有摆脱过被制裁、被防范的境遇。虽然今天的世界是“和平—但不够公正”、“发展—但不够平衡”[8],而且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中国不仅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友好发展,更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成为“利益相关者”。当前金融危机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重创,并导致其“衰落”,使其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再为系统结构提供有力的维持力量。而系统单元正在有活力的变化之中,特别是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肯定会有较大的改变。因此,抓住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就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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