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即“大和魂”，乃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原动力。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在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中，都打着它的烙印。武士道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以“忠”为核心；以“忠孝”、“武勇”为最高信条；以“信、义、勇”为准则。
　　武士道产生于日本中世纪，与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的日本群雄争霸，虽然名义上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并不直接统治全国。那时日本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其统治者称“大名”，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征税权。各藩国大名为保护自己，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武士——为自己的亲兵。武士道就是这些武士们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
　　武士道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由山鹿素行开创、以儒教道义为思考方式的儒教武士道，即新武士道；另一派是由山本常朝倡导、以“死的觉悟”为道德基础的狂者武士道，即旧武士道。本文主要通过山本常朝的代表作《叶隐闻书》，对后者进行分析、研究。
　　山本常朝出生于太平年代的武士世家。普遍的奢侈之风使武士也开始流连于声色，自由意志与个性逐渐被扼杀。作为御歌书的常朝失去了拼杀于战场上的机会，只能从事文职工作。受其导师及父亲的影响，常朝崇尚武力、冒险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集体观念极强，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复仇和殉死，极力宣扬立誓“奉行武士道者绝不迟疑、应为主君所用、孝亲、大慈大悲方可为人”。在他看来，武士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所谓武士道，尽在死字而已。”“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死的觉悟”一直是日本武士觉悟之根本，常朝所追求的武士之道也不例外。这种思想并非空穴而来，它与武士道的产生、发展及社会状况密不可分。
　　在群雄争霸的年代，在那非情的社会中，人与人失去了应有的信任，夫妻间、父母与子女间也不再有温暖的亲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武士们不得不做好各种准备，随时迎接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眼前就是谜一样的世界，世事无常，谁能确保此时此刻万无一失？”没人知道何时会发生什么事，想要避免带着屈辱死去，“随时准备战死，精神的觉悟彻底到断然成就死身，就不会有耻辱之事。”“所以每天都要预立，一条一条想清楚以后，再因时运而决胜负。”“无二无三，一味狂死，自置死地，方为活路。“每天带着一颗必死之心，随时随地做好死的准备，久而久之就麻木了。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概“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便常住死身”就是因此而来吧。然而实际上，战场上武者们是在“为荣而战”，“为生而死”，死不是目的，只是一种结果。“只要有心一死就好，输了就要立刻报复。”这种貌似神勇、看透生死的行为，不过是惩一时之勇，是无原则的泄愤行为，其本身就缺乏对生死的真实、深刻的认识。
　　其次，“常住死身”源于他们对主君的忠诚。武士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产物。“奉公之人以主人为第一，须发自内心，方为优秀家臣。”“作为贴心家臣，无论主君在位还是退位，都要舍弃自身去追随。唯念主君，其他一概不问。”“为主君舍命，当下即是，不要讲那么远的道理。”“武士的功勋，比起战胜敌人，为主君而死才最为上乘。”……在这方面，常朝自己可谓是一个榜样，对于主君光荗的忠诚算得上无人能及。他不仅为主君奔走各地求得歌道元典《古今传授》，完成主君一大夙愿，而且在主君离去后还一度决意追随其后。要不是法律严格禁止“以死殉主”，就不会有今天的《叶隐闻书》了。
　　战争年代为保护主君，或为维持本国尊严，亦或为保护或扩大本国领土，武士们奉主之命，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奋勇杀敌，既表明了自己的英勇，也体现了自己宁死不屈、绝不投降的忠贞，这容易理解。而常朝“追随主君”的这种“忠”，尽管在我国古代亦有之，但这种无谓的自我牺牲，这种自杀行为，以现代观点来看仍然让人不免感到费解。事实上，武士们的思想中，他们对于主君绝对可以用“无限忠诚”、“绝对服从”来形容，确有种“君不君亦不可臣不臣”的味道。由此可见，日本君王统治思想禁锢之深，相比我国皇帝提倡的国君君王意识形态，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类，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并非所有的武士都象常朝这样“忠一不二”，日本历史上也有很多“弃主求荣”的典型事件。尤其在没有战争硝烟的和平年代，常朝的这种“忠诚”观更是日趋减少。不知道当初常朝写《叶隐闻书》的最初目的，是不是为了将这种“愚忠”一代代传下去，让这种封建统治集团对武士提出的所谓“忠勇”广为人知，以维护主君的地位与尊严呢？
　　再次，常朝提倡的“死”，并非随随便便的死，而是要带着美去死，主要强调武士修养。“作为武士，不能肮脏难看地死，死如落花一瞬，平素就要留意。”“如果是很邋遢的样子战死，那么这个武士平素的觉悟就值得怀疑，也会被敌人轻视。因此，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外表修饰。”……作为一个武士，除了每天做好死的准备，时刻忠于主君外，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外在形象，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武士每天的必修课。处于官民之间的武士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们阶级观念严重、好面子、虚荣心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武士，即使要死，也要以一种与自己身份地位相适应的方式和形象去死，为此，武士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形象，从而突显自己所处的阶级、身份与地位。即使因比武战败而死，即使比武后自杀离开，只要自己注意了平时的修养，没有死的难看，就不会感到后悔和屈辱。在他们看来，他们人生的最大辉煌已在这一刻得到了实现，可以带着美去死，他们感到很满足。……
　　不仅在过去，即使近现代的日本亦是如此。武士道的影响在日本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众所周知，日本是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之一，就也是受了武士道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自杀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失败感到屈辱才结束生命，是种负责任的行为，或者说是种向社会、向世人谢罪的方式，是“勇”之表现。就象樱花的刹那芬芳一样，通过自杀来寻求那种短暂、缤纷但却绚烂的美，以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现代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死便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在近期日本出售毒米的事件中，三笠食品公司社长也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此来向世人谢罪。他们这种追寻自我毁灭、自我升华的想法，不正是武士道的一个体现吗？
　　另一方面，武士道的忠诚观也体现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比如提及日本人的工作状况，我们立刻能想到是工作狂(働き蜂)、过劳死(過労死)等一些词语吧。的确，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人对待工作的那种痴狂劲儿恐怕无人能及，而这种痴狂就源自日本传统的武士道。他们对待公司无限忠诚，象武士忠于自己的主君一样；他们尽量避免一切与公司无关的活动，惟一信奉的宗旨是“工作第一”，只要工作需要，便会倾尽一切，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得失。这种思想往往趋于自我强制性，尤其是在战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阶段，因为这种“愚忠”连续工作上百小时，最后终因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压力而心力衰竭、倒地身亡的人数不胜数。现在亦是如此，前不久的一部日剧《工作狂》便是当今日本社会工作狂热人群的代表作之一，他们为了工作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尽管相比之下，这种工作狂在逐渐减少，但它仍在向世人透露这样一个信息：武士道“忠”之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日本人的心中，并且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下去。
　　尽管《叶隐闻书》的“死狂”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尽管一系列的事例分析让我们认识到它的片面与偏激，但是，我们不能一昧采取批判态度，毕竟每种思想的发展与延续都有它的道理。在一些特定时期、环境中，它是具有存在价值的。学习武士道，我们需要读懂的不是它的好与坏，而是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认识与理解武士道，以及当今的日本人、日本社会、日本文化。
　　
　　［参考文献］
　　［1］〔日〕山本常朝，李冬君译：《叶隐闻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刘柠：《叶隐》，《武士道及其他》，《纵横周刊》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