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在1789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原题为《论影响于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并论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推测》)。发表后该书受到追捧，也引起非议。于是马尔萨斯于1803年以真名发表《人口原理》的第二版，书名改为《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人类幸福的过去和现在的考察，附预测将来关系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的弊端研究》。此后，马尔萨斯生前多次将此书修订再版，一直到第六版。20世纪末，新的普查和抽查以及新数据新方法重新构建了中国18世纪到20世纪的人口史，显示出与马尔萨斯有关于中国人口假说不相适应的内容。为重新审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创造了条件。李中清和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一书(以下称《人类的四分之一》)，挑战了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论述。
　　
　　一、李中清/王丰与加州学派
　　
　　李中清和王丰被目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成员一般是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从事中国史研究，并在观点上彼此相近的学者。除李中清、王丰外，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还有王国斌、彭慕兰、李伯重、康文林等。
　　简略来说，加州学派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范式层面上反思西方中心；第二，主张世界经济体系与举世化并非欧洲首倡和推动；第三，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领域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讨论，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看法与理论；第四，看重比较研究，检验传统学术。
　　李中清和王丰合著的《人类学的四分之一》一书，突出的的体现了加州学派的上述特点，该书作者从人口研究领域，通过对中国人口领域大量新资料的综合运用，向马尔萨斯模式提出有力的挑战。他们批判马尔萨斯主义者将人口控制进行“预防性抑制”与“现实性抑制”以及“西方模式”与“东方模式”这种简单的二元化处理，并进而将其与西方的兴起与东方的衰落建立关联。指出在1700—2000之间，中国的人口并不缺乏预防性抑制。历史上中国人口有其独特的以集体主义为特质的发展机制。
　　《人类的四分之一》及其主要观点
　　《人类的四分之一》应该说是李中清和王丰的呕心之作，1995年着手该书写作前，他们已经就中国的历史人口和现实人口进行了长时间，多维度的大量研究，写作过程中又广泛涉猎国内外相关研究，书末所附中英文文献达49页之多。从正文的体例上看，《人类的四分之一》具有严整的结构，全书共分三部分九章，第一部分神话，包括引言和神话两章，向“中国人口过剩”提出挑战；第二部分现实，包括第3章至第6章，从生存、死亡、婚姻、生育四个方面提出了挑战；第三部分包括第7章至第9章，提出与马尔萨斯不同的中国人口体系。
　　即以多种控制形式为特征。根据不同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国人能够适时地调整婚姻类型，控制生育率，调节出生婴儿的存活率。所以，中国人口行为一直展示着一种理性的形式。中国的人口抑制和人口制度是长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所造成的。作者提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对立类型，认为“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它是生育控制由过去的集体——家庭和家族，向更大的集体——地方社区以至国家范围的一种延伸，这正是计划生育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类的四分之一》在国内的反响
　　
　　1.人口学者的引介
　　在中国，其中译本也很快于2000年3月由两位人口学者，陈卫和姚远翻译，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在北京出版。中文版出版后，随即引起学界和学术媒体的热议。有趣的是，引介有功的人口学界对该书的反应却相对平静，除了译者一篇简短的介绍性书评，其他诉诸公共领域的评价性文字并不多见，为此，资深人口学家顾宝昌撰写书评《从历史的透镜认识中国人口——读〈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对《人类的四分之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希望通过对该书的评述能引起广大人口学的同行对该书的关注和讨论，以有利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人口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的进一步探讨”。然而，无论是陈卫、姚远的引介，还是顾宝昌的评价，对《人类学的四分之一》的论点、论据、论证方式及其学术意义，均以肯定为主，关注其启发性而几无批评。以后人口学界的讨论也基本上沿着这一基调，注重其启发意义，采取实证务实的研究态度。
　　2.曹树基与李中清的学术对话
　　真正引发激烈讨论的领域，则是来自史学界的声音。切入的研究视角覆盖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领域，讨论范围则不仅仅牵涉《人类的四分之一》，也牵涉其他加州学派学者的代表著作，乃至整个加州学派的研究范式。对于《人类的四分之一》，处于论辩核心的，则是曹树基、陈意新与李中清、王丰的大论战。曹树基、陈意新认为，一，17世纪到20世纪，中国人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较快增长(17世纪晚期开始)，增速降低(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中叶)，战争、瘟疫和灾荒等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导致中国人口在1850—1949年的缓慢增长，而李中清、王丰“把17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口描述为稳定的指数增长，有悖于历史真实”。二，李中清、王丰改变溺婴的范畴，只能误导对历史时期中国生育实践的理解。三，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对人口过剩缺乏清晰的定义，无视现实地否定了中国人口的压力。其对当代中国国家的生育和人口政策的批评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四，马尔萨斯对中国历史人口的认识没有重大错误，李中清、王丰将马尔萨斯原来归为非道德的现实性抑制的中国的溺婴行为，视作有理性的预防性抑制。错误的修正了马尔萨斯理论，无助于真正理解或修正马尔萨斯理论。
　　王丰、李中清则认为曹树基与陈意新对他们的批评，往往违反或扭曲原意，“自始至终寄托于一种简单的、并未得到认真验证的人口决定论”。具体则在对清代生活水准的判断、对溺婴的讨论、对清朝皇室数据的意义，历史婚内生育率等诸多方面曲解作者原意；并在诸多方面存在“误用他证”，“概念和逻辑混乱”，“错引权威”等错误。无法推翻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比西方低，以及由于溺婴而造成的高婴儿死亡率，皆是中国历史人口行为体系的重要特征”这一判断。并在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们采用微观人口数据研究中国人口史的方法与，表达了他们试图摒弃受马尔萨斯影响的简单的人口决定论的，依靠新的证据来做出新结论的学术思路。之后，陈意新、曹树基的回应文章《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除了澄清一些误读和有待辩论的问题之外，主要从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所涉及到的中国人口史的重要问题做了回应。坚持认为李中清等将溺婴视为“产后流产”进而将之归结为“预防性抑制”行为是错误的，并就微观人口行为与宏观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进而从既要尊重宏观人口史的真实，也要尊重不同的微观人口史的真实，指出李中清、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新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以过少的资料过度推论了一个微观中国人口行为史”。
　　
　　三、曹——李学术之争的冷思考
　　
　　本文不敢对学界前辈的观点妄加评论，只是力图尽视野所及，力图从当年的激辩当中，做一些浅近的思考，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敬请方家赐教。
　　启发之一，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在批评实践中产生
　　李中清和曹树基等就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中国人口的现实作各自的辩驳，因论证角度相异而僵持不下，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就同一问题的理解便不相同。例如葛剑雄认为，李中清，曹树基之争的焦点之一，即中国1700—2000年是否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其分歧的根本在于对“人口过剩”定义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尽管论辩双方似乎都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困境”，且双方就对方的学术批评方式多有不满，但多个回合过后，一些相互间的误解逐渐澄清，一些值得论辩的问题得以讨论，尚未有定论的学术观点也呈现在学界同侪以及后学者面前，这都是宝贵的财富。而双方在论辩过程中的人格学养，也在这种公开的讨论中浮出水面，值得我们后学者引以为鉴。学术批判的原则和方法不是自有永有的，只能是通过一代代学者间不断的对话才能建立，而学者只有参与对话，才能增强遵守原则的能力，甚至自然演绎出新的共同规则。
　　启发之二，加强人口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
　　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既是对原有经典著作的挑战，也是优秀的跨学科著作，同时得到2000年度美国社会人口学会以及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两个最高奖便是明证。尽管如此，该书的一些论点还是受到其他学者的有力挑战，并形成论争不下的状况。这说明人口研究的资料以及研究手段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综合。
　　1.加强人口史宏观、中观和微观资料的积累
　　言说中国人口问题，总面临着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多样，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应该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历史人口具有地域性、社会性和历时性特点，要同时照顾到地域的差异，文化差异，社会差异，城乡差异。从多个区域性中观水平的局部把握宏观人口问题，结合微观人口行为研究，避免用局部覆盖整体。正是由于这些史料数据的整理、积累不够，李中清、王丰利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清代辽宁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们研究清代族谱的成果三种资料作依据，把地区性人口死亡率推向全国，才会受到曹树基等学者的质疑，并且，难以产生真正的说服力。
　　2.加强历史人口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
　　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从时空、横纵双向研究入手深入考察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社会经济与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揭开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人口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
　　3.针对关键问题，做跨学科的深入梳理
　　例如针对有关溺婴的人口研究。要弄清楚历史上的溺婴问题，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多学科结合，才能完成关键节点的攻关。
　　总之，正如曹树基所说，“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它既不因马尔萨斯学说的描绘而存在，也不因马尔萨斯“神话”被摧毁而不存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应立足于扎实基础研究，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在不断的学术切磋中建立学术规范，从而在开放的语境中不断破题。
　　
　　［参考文献］
　　［1］李中清、王丰，陈卫、姚远等译：《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2］陈卫、姚远：《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3］李中清、王丰：《马尔萨斯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中国1700—2000年的人口体系》(简写本)，《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4］顾宝昌：《从历史的透镜认识中国人口——读〈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
　　［5］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曹树基、陈意新：《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学术界》，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