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清代考据学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清代考据学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
一、清代考据学产生的渊源
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
3.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康乾盛世”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关联。
4.“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可以显见,清代考据学产生的原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即在于考据学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满清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手段,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康乾盛世”。
二、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1.清代考据学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明理学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理学在对待传统经典的态度上,不重视小学在通经方面的价值,“六经注我”,不读传注,不讲训诂,甚至连经典原文都不读,只背诵朱子语录就夸夸其谈,故而在明末就有一批学者起而批判,呼唤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并初步认识到了小学的价值。可以说,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治学宗旨是考据学派在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省之中形成的。
考据学派由小学以通经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古代典籍大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人们去古愈远,文字、制度、名物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造成误读,求其确切的原义,唯一方法只有重视距经典形成期较近的注疏,工具书,通过对古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研究,由字通词,由句通经,求得经典本义。这种摒弃主观臆断,讲究客观研究,严格地从语言材料出发的解经方法无疑十分科学。
2.从清初的顾炎武到晚清的俞樾等考据学大师们无不以小学为通经明道的阶梯,小学被视为通向圣人之道和经典义理彼岸的桥梁和舟楫,舍此而无路可行。这是考据学派的根本宗旨。
考据学的学术内容相当广泛,其核心是治经,在考据学者们看来,经书中包含有圣贤之道,只有通过对经典的研究,才能求得圣贤之道,而道的求得不仅有利于修身,且有利于治世。戴震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是道义之源,舍经而无从得道义。阮元云:“圣贤之道,存于经。”他们都把经看成是载道之书,欲求道,必通经。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学者们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通经上。他们研究小学、史地、天文算学无不是为了通经明道,在这些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小学最为重要,被视为通经明道的最主要的工具。
三、清代考据学的派别
考据学学派主要有吴,皖两大派。
1.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字定宇,又字松崖,江苏元和人,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辩证》、等。吴派的特点是宗尚汉学而近汉。如惠士奇认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惠栋继其父也极力推崇汉学,《九经古义述首》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即指汉人之注。
惠氏宗汉包括尊崇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重视训诂、考据的实学传统,但是也有局限,流入对汉人具体说法的迷信和拘守,这一点下面谈皖派作对比时再作详论。吴派在学术上的特点还有一方面,即对史学的重视,在历史文献的考校上颇有成就。
2.皖派的前驱是江永,字慎修,主要著作有《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例》等。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因此皖派思想比较开放,学术特点是宗古求是,不拘泥汉人旧说,故具有开创性。掩博、识断、精审也是皖派共同的学术特点,三者相连贯,体现出贵在求是、独创。
作为皖派的领袖,戴震不仅考据精核,而且强调义理,与正统考据家不同。古之学者分天下学问为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即文章、考据、义理;考据以通辞,文章以达意,义理以闻道,三者不可偏废。治经闻道是戴震一生治学生涯中所孜孜追求的。戴震非常重视考据,认为考据是求义理的必经途径,非考据之实义理无所依存在,在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四、清代考据学的影响
1.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于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长期以来,或受文字狱成因说的影响,造成对其评价偏低,甚或据此否定整个考据学的价值。从清代考据学的界说、起源、社会历史动因、学术宗旨、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前人评价考据学的偏颇、考据学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看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很大。
考据学产生存于明代中后期,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仁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棍杂的_文献基本恢复了木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火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占的橄理。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安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校为可信的资料。
2.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话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厂念孙父护总卯的一此校勘、训话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3.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施兴和:《乾嘉考据学派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史学史研究》2007年10月。
[2]李红英:《义理·考据·文章》,《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3月。
[3]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2月。
[4]姜广辉:《明清考据学思潮》,《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