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说可以说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结晶，它首先是王阳明关于功夫论的表述。“致良知”作为一种修身功夫论，确在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本人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他还将“致良知”作为“孔门正眼法藏”，认为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致良知”的功夫论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阳明心学内求于本心的功夫论特点。根据王阳明的观点，学者必须从自己的内心中求理、致知，而无须通过从物种求理的途径。因此，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或说“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纠正宋儒那种“即物穷理”、“充广其知识”的客观外求方法，而强调从“吾心之良知”上下功夫的主观内求方法。
　　那么“致良知”的涵义是什么呢？概括地说，“致良知”就是把良知之天理或良知所觉之是非善恶不让它为私欲所间隔而充分地把它呈现出来以使之见于行事，即成道德行为。具体来讲，王阳明的“致良知”具有以下两重含义：一是将良知推广至极：“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先天的道德直觉，如恻隐、是非、辞让、羞恶之心等，本身就是良知本体的自然呈现，能将此一心灵状态扩而充之，以至乎其极，这就是工夫；二是依良知而行。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的是非之心，无所与于他人者，但良知的实现必须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传习录》下)即是说，致良知工夫不是别的，就是按照自己的道德直觉去行事。
　　王阳明的“致良知”主要包括两个环节。第一，就是良知本体的自我呈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内在的良知，而良知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天理，每一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第二，就是将自我发现、扩充的良知贯彻到自己的行为实践中去。王阳明认为，真正的“知”、“良知”都不是纯观念上的，而必须体现在行为实践中，使天下的事事物物均受到天理的主宰与支配。王阳明提出对“良知”的“致之”功夫，其实就是强调任何道德的“知”、“良知”均应落实于行为实践中，即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使主体的良知贯彻到客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
　　在致良知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养方法，如省察克治、静坐体悟、事上磨炼等。
　　
　　一、省察克治
　　《传习录上》记载：“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
　　这段话含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层意思，“省察”功夫，就是反身而诚的内省，静坐思虑，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搜寻出了，找到病根。另一层意思，搜寻到了病因所在，便要拔除病根，这就是“克治”功夫，即“克己”功夫。王阳明反对在“克治”中“只管闲讲”，而不脚踏实地去做。他要求“真实切己”，而非说空话。他说：“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现，私欲亦终不自现？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
　　“克己”是除去私欲的蒙蔽，使良知天理显现的工夫。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心固有的道德准则，是人心自有的“明觉”，所以他的“克己”是“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是从人心“一点明处”精察去，即良知主体在自思自悟中显露澄明的功夫。从这种意义上说，克己不应当被片面地归结为对主体(己)的否定，而应把它看作是自我肯定的过程。
　　孔子早就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己即是以主体的自身为出发点，为人则是把主体降低为他人的附庸，王阳明以为己否定为人，表现了对自我的确认与重视。因此，克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的完善与发展。为了强调“为己”作为圣学功夫的基本特征，阳明区分了“真吾”与“私吾”，他说：“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从吾道人记》)为己要实现的自我就是“真我”，是本然的我。真吾代表的是真正的道德主体，是道德原则的内在根源。
　　从以上可以看出，阳明的“克己”、“为己”、“成己”的思想，不仅表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和道德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同时还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因为克去己私，人“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黄宗贤》)人就能实现他真正的“我”。
　　二、静坐体悟
　　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包括动、静两个方面：“事上磨练”属于“动”的功夫，即要求在生活实践的动态过程中作修身功夫；静坐体悟则属于“静”的功夫，在静坐中自悟性体而达到精神境界的提升。
　　静坐体悟历来就受到理学家们的重视，而对于重视主观精神修炼的心学一派更是如此。应该说，王阳明能够在程朱理学统治了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的时期，独树一帜，倡导自己的心学体系，就是与他静坐体悟的个人经历和独特体验有关。自“龙场悟道”后，他就一直将静坐体悟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身功夫。他创立了“致良知”的功夫论后，静坐体悟亦成为“致良知”的重要方法。
　　王阳明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传习录上》)他认为人欲是影响人心清如镜的根本原因。他主张学者要通过静坐的发式，屏息思虑，认为这样就可以恢复自己的“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传习录下》)的良知本性。因此，他对学者们要求，在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寻”，是之永不复起。这即是他所描述“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窃盗之心一般，都消灭光了，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总之，王阳明主张通过屏息思虑、静坐体悟的方式，来体悟本体。他自认为静坐屏虑、自明本心的方法，就是“从心髓入微处用力”的方法，容易使人获得自我与天地万物原为一体的最高精神境界。
　　三、事上磨练
　　王阳明认为光有“省察克治”功夫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来加强自己道德修养的锻炼。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练，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这便是“事上磨练”。
　　王阳明所倡导的“事上磨练”事一种修身功夫，修身者通过“事上磨练”从而将人的“本心”、“良知”贯彻到行为实践中去。他曾多次提出：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下》)
　　“本心”、“良知”均只是指一种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必须落实在实事上，即在万事万物的“发用流行”中方得以体现。故而，王阳明强调“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正因为他强调“在物上用功”、“在事上磨练”，故而他的“格物致知”、“致良知”便不是某种空洞道德观念，而事与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等现实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出一种重视现实生活的务实特色。这实际是要求人们顺其心体自然，教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使自己的道德本性得以发展和完善，使自己的每一闪念都不离心体——良知。人若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则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所以，事上磨炼的真实意义，在于使人们不再把人生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变化看作是一种消极的阻遏力量，而是视之为完善道德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必由之路，从而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并通过这些磨难去磨炼、挺立和提升精神自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一方面是要求人们在进行道德修养、实施道德教育时，要切切实实地去做，实实在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另一方面，“致良知”的方法论，把一切修养工夫归结为道德主体的自我挺立和自我选择，这就更加突出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体现了道德主体性精神。因此，它对于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仍具有不可否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2］《论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