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研究史上很长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研究的重点一般放在翻译的历史、标准、性质和技巧方面而忽视了对译者本身的研究。传统翻译观的一个很重要观点，就是认为翻译作品的价值远远低于原作，翻译就是模仿，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从而要求翻译作品必须忠实于原作，译者忠实于原作者，这就抹杀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转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转向，“发现”了翻译家，翻译家的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近二十年来，译者主体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尤其是1995年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的《历史上的翻译家一书》。这部以翻译家为中心的论著涉及了翻译家研究的多方面议题，如翻译家与民族语言的发展、翻译家与民族文学家的兴起等等。下面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个角色分析译者的主体性。
一、译者的主体性
在哲学层面，主体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具有双重属性：即他不仅具有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具有作为客体存在的被动性，也就是说它也受外界的制约，也受客体的制约。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体，他所翻译的材料是客体。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发动者和行为者，具有不依赖于客体存在的独立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同时他也受外界和客体的制约。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他的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对象性活动的任务是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译者主体性中的“被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等。译者主体性中的“被动性”说明，译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地任意发挥。这就将严肃翻译与不负责任的胡翻乱译区别了开来。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为“译者主体性”作这样一个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读者角色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首先，译者在充当其读者的角色过程中体现着其主体性。作为读者，译者通过原文文本进入作者思想、意识和情感。由于原文文本并非是十分确定和清晰的，作者寓于文本中的原意也只是一种晦暗未明的状态，是一个充满不定点和空白、空缺的图式结构。每个读者的心理也不是一片白板，他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一定的文化熏陶，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倾向，甚至或许有一定的个人偏见，即他对一个文本有一个“前理解”。由于“前理解”的不同，读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也有差异，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哈姆雷特，但在原文文本的图式结构的制约下，读者也不会将哈姆雷特和贾宝玉混为一谈。以张籍的《节妇吟》第一小节（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为例，Herbert Giles和Henry Hmt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译文：
The Chaste Wifes Reply
Knowing,fair sir, my matrimorual thrall
Two pearls thou sentest me, cosdy withal.
And I,seeing that Love thy heart possessed,
1 wrapped them coldly in my silken vest.
Herbert A。Giles(黎翠珍，2004:107-108)
A Letter
Pearls!
Twin pearls，
Bright gems of ocean，
To me,amamed woman
You have sent!
Henry H．Hart（黎翠珍，2004:108-109）
读Henry Giles的译文，看见的是一位庄重的大家闺秀，带着点淡淡的笑容，冷静从容地把已收到的两颗明珠用丝的衣服包起来。Henry Hart译文中的女子很是惊喜，兴高采烈地收了明珠，活泼而率真。撇开译文的好坏与否，两位译者首先作为读者，由于自身的经历、文化修养等等差异，对张籍的《节妇吟》有其自身的理解，因而给我们诠释了两种不同的少妇形象。
一个好的译者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读”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要读原文，还要读与原文相关的背景资料，如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时代背景、作者相关资料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译者去填充原文的空白点和未定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对原文进行解码。傅雷先生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他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必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道理很简单，作家在写作之初，作品经过酝酿，人物、性格、情节、主体等多半已经胸有成竹：作为译者，则需要穷本溯源，熟读原作，运用各种手段来丰富自己的“前理解”，以达到对原文的深切领悟。只有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住了，才能放大胆子，在再创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者角色
在阅读阶段，译者作为读者，完成了对原文文本图式结构的把握，即对原文信息的解码。接下来他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义，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原文文本进行编码。在这一过程，译者的创造性达到最大值。原文文本是作者与译者对话交流的媒介，而译文文本不是对原文文本的再现与复制，而是对话后生成的新的东西，是一种再创造的产物，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
在翻译过程中，任何文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图式框架，这一框架中的空白部分需要译者具体化。在这一阶段，译者通过想象或联想填补这些空白。由于想象力不同，译者个人经历不同，对同一图式框架的填充方式也不一样，因而不同译者对原文会进行不同的阐释，从而产生一种创造。Candide曾按音译法译为“赣第特”，后来傅雷先生将其意译为“老实人”，他分析说：“服尔德的小说带着浓厚的寓言色彩：‘赣第特’在原文中是个常用的字（在英文中亦然），正如《天真汉》的原文Ingenu一样；作者又在这两篇篇首说明主人翁命名的缘由：故不如一律改用意译，使作者原意更为显豁，并且更能传达原文的风趣。”这里的意译正是译者的一种创造。字字对译，看似忠于原作，但往往字到意不到，死的字面顾到了，活的神采反而遗落了。一部美剧名叫《Lie to Me》，讲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部门通过专门研究分析人的表情、动作、语气等来揭穿谎言。一切谎言在他们面前无所遁形。因此剧名lie to me暗含着“对我说谎，你试试看”的警示语气，意在表现探员们在识别谎言方面有充足的自信。若字对字翻译，《对我说谎》，反而有词不达意之感。而译文《不要对我说谎》，不仅神似且更能体现原文的意义。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当再写作者的角色
译者既是听者，也是说者；他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同时还是一个主动地创造者，甚至是一个操纵者。西奥一霍尔姆斯就认定“一切翻译行为都可以看作是对文本的操控”因而译者的写作是双向的，在与译出语文学传统对话的同时他也与译入语的文学传统对话。译者与译出语的文学传统的对话发生在再创造阶段。译者与译入语的文学对话发生在语言文字输出阶段，即写作阶段。作为再创造者，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在原文文本意义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译者个人经历、文化熏染以及译入语的文化传统对原文文本的新的阐释。作为再写作者，译者的丰体性体现在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底蕴，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例如在《2009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的翻译实践中，对“与不同国家签订的FI´A所包括的农产品互有差别”这句话的翻译，学生的译文是“The agicultural products of a couny thatslighed FTA with Mexico vary from that of another.”，教授的译文是“FrAs with difierent countnes cover different agiculturalproducts，”明显可以看出前者译文将“农产品”做主语，翻译起来很拗口，而转变思维将FI´A条款做主语，译文浅显易懂。教授和学生对英语语言操控能力的高低，翻译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
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融会贯通，化为我有。在汉语与外语的翻译中，傅雷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这对于其他语言之间的翻译同样适用。译入语要无生硬拗口之病，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这就对译者的译入语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文化底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五、结语——译者主体性对外语教学的启发
译者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一种译者的差异性。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对同一原文文本的图式结构具有不同的空白点和不同的未定点；具有不同的填补空白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联想方式和想象力；具有不同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底蕴。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译者能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具有译者独特风格的译文。
一篇好的译文不仅要求形似而且要神似，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译者作为读者、再创造者和再写作者的能力提出了要求。作为读者，对译出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外语教学过程中，通常开设第二语言国家相关文学、语言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对学生而言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学生的“前理解”。译者作为再创造者，对各种翻译技巧的掌握也是不可或缺的。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为译者的再创造提供了工具。在翻译教学过程中，翻译技巧的教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学生翻译水平的提高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译者作为再写作者，其译入语的水平及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底蕴直接影响着译文质量的高低。在我国的外语教学过程中，对第二语言国家的文化以及翻译技巧的教学关注颇多，却往往忽视了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培养与熏陶，这对译入语的写作是十分不利的。虽然中国文化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学生的中文写作水平高低不同，因此翻译水平的提高，本土文化的教与学是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外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熏陶对翻译水平的提高十分值得我们分析与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商务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