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时代的中印关系(1947年—1964年)可谓坎坷曲折。尼赫鲁时代的中印关系对当时和后来中印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亦有消极的影响，给中印关系留下了值得深刻反思的经验和教训。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印曾经是友好邻邦。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在当时是对中国的支持和鼓舞，得到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好感。尼赫鲁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及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与中方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万隆会议更是他人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他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倡导了被称为“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因此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
尼赫鲁曾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友谊。他曾访问过中国，目睹过中国的建设成就，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对新中国的成就推崇备至，回国之后，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印度曾把中印友好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作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冷战时期印度奉行和平中立政策，主张缓和。对此，中国给予支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尼赫鲁也对中印关系给予高度评价。
印度与中国山水相连，在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在近代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这些都容易使两国独立后产生亲近感。但是外交归根到底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尼赫鲁曾经说过，“无论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其外交部长最基本的考虑是那个国家的利益。”不可否认，即使在与中国友好时期，尼赫鲁制订对中国的政策也是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
二
然而，即使在中印友好的年代，仍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的阴影。在解放和独立之初的中印两国在根本的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就是都要反对外来干涉，维护自身独立，但也存在局部的利益冲突，即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政府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干涉中国进军西藏，反对中国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印度又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做法，尽量多占，以造成既成事实。1951年2月，印度侵占达旺，赶走在当地的西藏行政当局官员。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印度占领。所以在中印友好的年代就有矛盾和冲突的阴影。只不过这种矛盾和冲突被友好的大局所暂时掩盖罢了。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曾以印度为跳板侵略中国西藏，企图策动“西藏独立”。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却提出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全部特权、控制相关的领土，企图继承印度在西藏的侵略遗产和特权，对西藏抱有野心。而西藏地方当局认为应该全部取消英国的特权，归还被英国占领的西藏领土，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原西藏领土。这是中印在西藏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在其中鼓动、支持西藏叛乱并对叛乱分子予以庇护，3月31日达赖抵达印度，印度给予庇护，高规格接待。印度外交部的领事级司长到边境迎接并陪同到新德里，印发了伪造的达赖喇嘛声明。4月24日尼赫鲁亲自接见，舆论界更是狂躁地宣传，向中国施加压力。
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印度的干涉彻底失败。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与印度的旧关系彻底结束，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以后，中印矛盾转向边界冲突。
1958年12月，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正式向中国提出关于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尼赫鲁在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解决了的”，“麦克马洪线才正确地代表着这个地区的习惯线”，“阿克赛钦是拉达克的一部分”。印度挑起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等流血冲突，继而又拒绝中方提出的“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所谓合理要求。1960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印两国总理会晤期间，尼赫鲁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坚持原有的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导致次此高层会晤失败。此后尼赫鲁选择“前进政策”，直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1962年6月，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并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流血冲突。正是印度的“前进政策”导致了1962年10月—11月的那场边界战争。
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少数不明真相的国家利用其大肆进行反华，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有的国家甚至把这场冲突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为争端的实质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领土争端。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即在给印度情报局负责人穆立克的指示中说，要将中国看作敌人。正是在他的批准下，印度政府于1948年派出边境武装警察强行驱赶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占领了色拉，接着又于1952年进一步用武力强行占领了达旺等地。但是尼赫鲁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划定整个中印边界。他一再毫无根据的强调，中印边界是“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并且是“不容进行任何谈判的”。周恩来总理风风尘仆仆地专程前往新德里，力图与尼赫鲁公平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但遭到尼赫鲁的拒绝。接着尼赫鲁于1961年下令实施“前进政策”。印军正是根据这一政策在中印边境全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袭击中国哨所，打死中方边防人员，严重威胁和破坏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到了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居然公开声称，他已下达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的命令(实际上是将从我们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自己的领土上赶出去)。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二天即发表了《尼赫鲁对中国宣战》的社论。
那么是什么导致尼赫鲁发动这一场于人于己不利的战争呢？主要是大国心理作祟。
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领导阶级自认为印度有着领导发展中国家的天然领袖地位，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相比，印度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方面，从他的观点来看，甚至英国百年殖民历史留下的某些遗产也具有正面积极意义，如仿照英国的议会民主政体，相对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印度作为亚洲第一个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以及印度文明与文化的历史悠久性，都使得印度在冷战已然形成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在蓬勃兴起的的反殖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中，处于一个比较独特的地位。所以尽管中印关系在50年代也曾有过友好相处的阶段，但尼赫鲁的外交活动以及随此而来的印度也是世界大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在如何认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出现了偏离。尼赫鲁的中印注定要成为毗邻而居又具扩张倾向国家的思想既是印度要做世界大国的体现，又反映了印度将难以把握对华政策的困境。
印度政府决心向前推进的另一原因是尼赫鲁政府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应付中国的挑战。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即对印度而言，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使出现威胁，印度也能应付。尼赫鲁多次向议会保证，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边疆。“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出去？”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月之内就可以有“400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觉得有恃无恐，只要印度军队大胆前进就行了”。
三
中印边界问题并没因这次战争而解决。此后20余年，中印边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换取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合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拉吉夫•甘地总理执政时才有所改观。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抵达中国，重修旧好。双方都同意，边界问题可以暂时搁置，先在别的方面进行合作。访问结束，拉吉夫•甘地称“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中国也有同感。
1991年12月11日，李鵬总理应印度总理拉奥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31年来对印度的首次访问，中印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受到昔日尼赫鲁政府的误导，印度人在不了解1962年战争的真相的情况下，仍然疑虑重重，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一举一动。例如，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他们便觉得中国在包围和威胁印度；中国提倡开展对各方都有利的区域合作，他们担心会影响印度的安全，表现十分犹豫和迟疑，等等。试想，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气氛下，怎么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印关系呢？4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很短，但它对中印这两个亟需改变其一穷二白面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太长了。印度有眼光的政治家和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需要尽快为那些仍在1962年战争阴影中挣扎的人松绑解套。中印之间的误解和疑虑彻底消除之日，便是中印合作空前全面深化之时。
［参考文献］
［1］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印〕卡•吉普塔：《中国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3］王中兴：《60年代中印边境冲突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作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
［4］〔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