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是被中国的现当代史充分证明了的真理,但是也要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离不开欧洲革命实践的促动,更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东方文化的跨语境交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交流互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凝结着中国精英阶层对国家前途的探索,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国情分不开的。一种思潮的传入接受需要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存在着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存在着历史阶段性的国情因素影响、存在着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鉴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经验教训,具有较强的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推翻资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使命的完成,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1](P.55)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不断调整,以及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不断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不断进行总结。认为在1848年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他和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认识不足,而且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方法的认识也有缺陷。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借以斗争的条件已经改变,进而恩格斯进一步探讨研究了德国新出现的以普选权为内容的非暴力革命斗争策略,他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送给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方式上,无产阶级既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去实现,也可以通过非暴力的议会斗争去实现,至于说哪种方式最好,应依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但是,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他们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这种问题不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存在,在近代中国的自我拯救运动中不断遭遇这种问题。“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的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甚或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P.1470)也就是说革命实践中不断遭遇到挫折,促使我们不断地反思、总结。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其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由只有50人的小组织到拥有上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并能不断取得注视瞩目的奇迹和成就,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时,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借鉴欧洲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同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思想,形成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3](P.250)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这条已形成马克思主义路线,其本身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的结合而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3](P.9);是保证党永葆生机的法宝,是党制定不同时期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哲学基础。“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3](P.251)党在不同时期的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任务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改造中的不断进步,其实质就是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与中国国情结合,与时俱进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是在实践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这样。它在广泛的借鉴西方各种流派的思想内核,在总结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列宁主义是在揭示20世纪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探索的基础上产生,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积累的独特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4](P.274)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革命实践取得胜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探索革命建设规律,才能科学地总结出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实践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而再次运用到领导革命建设的实践,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不断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经传播,逐步确立,到最终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结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共同性,这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这个品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的全过程。
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迷信、照搬照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胜利的模式,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列宁民族殖民地论和社会民主党两个策略理论,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相反,在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左”的有的错误路线,将革命引向危险的境地,都是违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品质。文革后,邓小平在思想禁锢理论僵化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形式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的束缚,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定位中国社会主义,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思想。进入新千年,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继承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紧要历史关头,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状态下,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不断推进马克思在中国发展事业,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第三个理论成果。不容忽视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毛泽东晚年背离了自己曾经率先倡导马克思主义路线,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邓小平正是综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晚年错误,总结中国长期的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建设经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崭新发展之路,由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失误,都是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路线产生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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