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柯其人及其系谱学思想概述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在哲学的舞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而众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先后粉墨登场。福柯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偏执。福柯不是我们所谓正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所研究的不是其他哲学家所关注的传统哲学问题，他所研究的是历史，但不是哲学史，而是精神病史、监狱史和性史等等。我们知道，正统哲学家所关注的往往是“大问题”，普遍性问题以及中心问题，而福柯关心的则是“小问题”，具体问题以及枝节性问题，如犯罪，疾病，同性恋等。福柯虽然研究历史，但他关注的仍然是现在，通过历史来为当今“诊断”。此外，福柯的思想一直在发生变化，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权力的系谱学以及伦理学和自我技术。而本文分析的《规训与惩罚》则是福柯系谱学时期的代表作品。
福柯的系谱学的主题是权力，权力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但他所关注的权力不是传统政治学所关注的国家权力，即不是宏观政治经济权力，而是存在于具体场所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即“微观权力”。可以说，福柯通过权力的系谱学研究，使过去不可见的权力“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
福柯的系谱学包含两个基本论题，一个是探讨权力和身体的关系。其中权力表现为“身体的政治技术”，被称为“生物政治学”；另一个是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其中权力体现为真理，被称为“真理政治学”。就“生物政治学”来说，权力施加于身体的方式是变化万千的，权力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规训权力”作用于客体的人的权力技术的表现。
二、对不同时期的权力分析
《规训与惩罚》副标题是监狱的诞生，但其真正的主体实际上不是监狱，而是直指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在这本书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系谱演变铭写在权力的系谱演变上面。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在福柯看来，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节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权力的性质、形态、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制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又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因此说，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权力既是社会最后的归宿，也是社会最终的根源。权力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变化。
(一)君主制时期的权力技术
福柯表明，在封建和独裁体制下，在社会的顶层，个人化是最重要的。权力明显地体现在国王身上。“这样我们便能理解酷刑和处决仪式的某些特点，尤其是那种有意大张旗鼓的仪式的重要性。……它是一种权力的显示，更确切地说，它是君主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物质力量在此所伸张的司法正义。公开的处决和仪式，使所有的人都看到，使君主能实施法律的那种权力关系。”在这种体制下，犯罪的观念仍旧没有完全同渎圣的观念区分开来，所以惩罚采取的是仪式的形式，其意图并不是“改造”犯人，而是表达和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的神圣性。更确切地说，“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建权力。”所以，《规训与惩罚》一开始就对弑君者达米安行刑进行了隆重的描述。这样一种惩罚仪式，意在显示国王操纵基本上是匿名的主体身体的无限和无可比拟的权力。
福柯认为，“惩罚”不仅同“权力”相关，而且也同“真理”相关。“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理当然是一种或的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但这也是一场战斗，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将产生符合某种仪式的真理。”由此可见，“惩罚”既揭示了权力又揭示了“真理”。福柯指出，“真理——权力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在现代刑罚实践中依然如此，只不过形式不同，效果不同。”
(二)古典时期的权力技术
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将人与野兽的公开处决对立起来”，“不要动我”这样的话标志着君主报复的终结，人道主义者开始高喊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不断地掀起改革的浪潮。“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力，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的分布更加合理。……刑法的改革应该被读解为一种重新安排惩罚权力的策略，其原则是使之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
人道主义呐喊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与之相应，惩罚权已经从君主的报复专为保卫社会了。“刑罚与犯罪性质的对应程度是由破坏契约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为此，“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惩罚既要人道，又要有效。人道主义者认识到，惩罚要有效率，其目标应该是人的心灵，而不是肉体，“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疏而不是一种仪式。”对此最理想的手段是公益劳动，它“能够带来一般和特殊活动的公共功利。”为此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三)现代时期的权力技术
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的表现形式是监狱制度。对福柯而言，监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动比喻，因为它体现了现代权力的最根本的规训特征，社会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扩大、在程度上减弱的监狱，而在这里的现代个体，正是被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所笼罩，个体就形成和诞生于这个巨大的舰余所固有的规训权力执著而耐心的改造之中。可以说，在这个现代规训社会的舞台上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囚徒式的悲剧。
“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福柯指出，规训权力的成功依赖于三种手段的使用：第一种手段是“层级监视”，“监视的技术功能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它被应用到医院、学院和监狱中，在其中发挥重大功能；第二种手段是“规范化裁决”，“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手段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第三种手段是“检查”，是“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的结合，在福柯看来，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电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而且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
“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的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因此，从总体上说，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有鉴于此，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现代监狱依据的是一种人性理论，“它被设想位或被要求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机构。”但在福柯看来，监狱从来不是改造人的地方，而是施行权力的地方。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拘留造成了累犯，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甚至造成一种过失犯环境的形成。总之，“监狱是一种双重经济失误，直接的失误是它的内在代价太高，间接的失误是它没有消除过失犯罪。”
福柯的系谱学是一种“身体”理论，反映的是“技术的”和“肯定的”权力，即一种细微的“生物权力”或“规训权力”，并以此去对抗传统政治学所谓的“宏观权力”和“主观权力”。福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舞台上具有重要席位，他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福柯思想中最有价值就是他的政治学，这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分，无论福柯的权力理论中存在多少偏激和片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福柯的深邃思考，透过他的思想，我们发现了许多“新大陆”，正因此，我们的哲学视阈更加宽广，我们得到的收获也更加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