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清代民国川江航运的研究成果丰富。本文在此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个梳理，总结已有的成绩，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的基本回顾
　　
　　国内关于清代民国时期川江航运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研究川江航运的代表作有《四川之航业》、《各国航业政策实况与收回航权问题》、《宜昌到重庆》、《川江水道与航行》、《川江地形与水路交通》、《四川之水道交通》、《中国战时交通史》等。邓少琴先生发表在《西南实业通讯》上的《近代川江航业史》，当是这一时期川江航运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一时期很多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内对清代民国川江航运的研究以聂宝璋的《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对航权丧失过程的讨论及对帝国主义夺取川江航权的批判，关注点较多地放在了意识形态研究层面上。
　　改革开放后，对清代民国时期川江航运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有很多相关专著和论文面世。研究的角度是多方位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川江航运研究总论
　　关于清代民国时期川江航运问题有一系列通史性著作，主要《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长江航运简史》”、《四川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等。这些专著中有大量内容涉及航道整治、港口建设、船帮组织、川米、川盐、滇铜、黔铅等物资运输等。贾孔会的《三峡航运的历史与未来》一文在分析古代和近代三峡航运的特点后，提出了今后发展建议。
　　对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运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其中邓少琴的《近代川江航运简史》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近代川江航运的专著。内容起自重庆开埠，止于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中央航政局成立。本书因大量使用原始海关资料，所以在航运制度、运输管理、数据统计和分析方面较为突出，在资料保存方面也有一定意义。朱培麟的《三峡地区近代交通史略(一)》探讨了影响近代三峡地区交通发展的因素，并对近代三峡地区水上交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迟香花的《清末时期川江的木船运输》主要研究重庆开埠带来的川江木船运输的繁荣、木船货源结构的变化、挂旗船和厘金船贸易的巨大差别及其原因、木船船帮组织等。樊百川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主要讲述中国轮船航运业产生、发展直至1921年前后形成初具雏形的民族航运体系的过程。张友谊的《重庆开埠以来川江航运业研究》则依据川江航道上经营者的所有权性质和它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形态为标准，对重庆开埠以来的川江航运业进行分阶段论述。罗霞的硕士论文《民国初期重庆航运业的发展及作用(1912—1927)》论述了航运作为民国初期重庆经济发展的交通命脉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论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卢作孚与宜昌大抢运》、《民生公司抗日物资抢运记》、《1938：发生在川江上的悲壮一幕——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及汉口沦陷的回忆》等文主要论述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等情况。
　　关于抗战时期川江航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鸟瞰》、《抗战时的川江航运》、《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抗战时期川江的木船运输》等文。这些文章主要叙述了抗战时期川江航运发展的状况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迟香花的《近十年来近代川江航运史研究综述》主要是对近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近代川江航运史的论文进行了简单地梳理和总结。
　　(二)对川江航道演变和发展的研究
　　王轼刚主编的《长江航道史》是一部通史，其中清代的内容主要涉及政府和私人对险滩的治理、轮船航道的开通及三峡纤道的全面开凿、近代长江上游水道图的测绘等。民国时期主要涉及管理机构的设置、险滩整治、助航设备的设立和完善等。
　　熊树明主编的《长江上游航道史》，主要涉及航道测绘与治理、航道管理机构、助航设施的设立、轮船航道的整治和测量、战时川江航道建设等方面，其研究较《长江航道史》要详细和集中。
　　蓝勇的《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梳理了近代以来三峡航道图编纂的过程，指出近代蒲宇宁主持中国学者编绘的《峡江滩险志》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测量技术优势，也保留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航道图的精华，比近代西方军事专家测绘的三峡航道图更有实用价值。
　　(三)对交通运输贸易的研究
　　刘秀生的《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主要利用地方志资料考订了清代川江及其各支流的航运终点，并对各航路上所运大宗货物做了简单的介绍。
　　对于清代民国时期川江上运输的大宗物资铜、铅、盐等也有专文研究。《清代川江铜铅运输简论》大量运用清代《巴县档案》，对清代川江铜铅运输的路线、转运制度、运输规模、运价等问题做了探讨。蓝勇的《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通过实地考察，对滇铜分运、递运、长运路线做了全面考证，对长运部分铜船的类型、航行路线、停靠码头、风险追补、运输时间等也有考证。谭刚的《清末民初川江轮船运输的兴起与济楚川盐运输近代化》，主要从轮船运输业取代木船盐运业的角度探讨川江航运的近代化。
　　为保障运输安全而出现的救生红船也是研究对象。蓝勇的《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和《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续考》，对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的设立时间、设置的地点数目、红船形制、每船水手数、运作经费和水手报酬、救护奖励和义埋制、管理体制与衰败原因等问题做了深入考证。
　　(四)对川江航运与城市史、区域史关系的研究
　　在研究城市史和区域史的专著中对川江航运也多有涉及，主要有：《重庆通史》、《重庆开埠史》、《近代重庆城市史》、《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等。这些专著对川江航运的论述较为简略，在时间上经历了传统木船运输业时期和轮船运输业兴起发展时期，在内容上囊括航道建设、交通管理、贸易发展、船帮组织等各方面。周勇、刘景修的《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是编译之作，主要涉及贸易和航业、河道和港口、灯塔等助航设备等。其他区域史和城市史专著有很多也涉及相关问题，在此就不再赘述。
　　还有很多文章是从川江航运角度研究流域经济开发的，主要有《川江航运与川江流域经济开发浅议》《川江航运与该流域社会经济的演变研究》、《三峡地区经济近代化史略》等。
　　对于川江航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庆和宜昌两地。张济容的硕士论文《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1937》，认为近代川江航运的发展促进了重庆城市发展。张瑾的《二三十年代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几个因素——论刘湘对重庆的军人干政》，认为川江轮船航运是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三大因素之一。贾孔会的《宜昌城市近代化发展之进程——宜昌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二》，认为宜昌在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只能作为一个转口性、依赖性极强的港埠发挥作用，不可能发展成为多功能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
　　一些研究贸易史的论文中也涉及川江航运。陆远权的《重庆开埠初期四川外贸市场的总体特点》，分析认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扩展了重庆及四川的外贸市场。而张莉红的《近代外商在四川的投资活动》认为外商在川江航运贸易的总量中所占比例很小，并未形成取代川江民船航运贸易的优势，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五)对川江航运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川江航运文化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邓晓在这一领域着力甚多，他的《川江航运文化初探》、《对川江航运文化成因的讨论》、《川江流域的物产、木船与船工生活》、《老重庆的城门与码头文化》等文探讨了川江航运文化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等多方面内容。川江号子是川江航运文化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参与研究人员广泛。邓晓的《“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分析了川江号子在劳动中的作用，划分了川江号子的类型。李良晶的《川江号子的形成、内容与文化精神》，主要探讨了影响川江号子产生的因素、号子的内容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等问题。还有研究文章涉及川江号子的内容、美学、音乐学上的意义、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影响等。
　　近年来，川江流域的游民团体和民间秘密组织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川江航运与咽噜消长关系之研究》指出乾隆年间西南地区铜、铅业的开掘与贩运，失业纤夫等流动人口滞留四川，其中一些人从事抢掠等活动，形成了咽噜；光绪年问，川江航道上运输业的变化(主要是鸦片外销及走私)等因素的作用，消化了部分外来游民，致使咽噜消亡。《哥老会起源考》提出哥老会起源于川江中的咽噜，但并非所有的咽噜子都演变成了哥老会，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渝夔段)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噜子，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二、对今后研究一些看法
　　
　　总的来说，对清代民国时期川江航运的研究成果很丰富，无论是研究角度还是研究深度，前人都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挖掘空间。
　　(一)拓宽研究领域，加强基础研究
　　在清代民国川江航运的研究中，首先要调整研究方向，加强基础性研究。其中航道的发展与变迁无疑是最基础的环节。对于川江货运而言，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滇铜、黔铅、川盐等大宗物资，因在资料搜集上不够全面充分，这些物资的起运、中转、交付、运价及它们占整个川江货运的比重等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关于其他货物运输情况的研究则更少，货物走私也被忽略。相对于货运研究，客运研究则更为薄弱。客源地、客运等级、票价、客运距离、川江客运的地位及发展规律、与其他客运形式的比较研究等问题都还值得探讨。
　　关于政治、制度对川江航运的影响层面上的问题，在时间性上，要加强对清代前期、民国初年至战前和抗战胜利后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上，对川江航段的其他轮船公司和木船运输研究应该加强。在川江航运文化研究上，要界定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一个较统一的时间断面，对研究地域点的选择也要有系统性和全面性。
　　针对以往偏重交通史、忽视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局面，首先要加强对整个交通网的研究，使整个川江航运的研究网络化。还要注意加强对交通路线的考订，分析其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沿线的码头、津渡的类型、功能、辐射范围等的分析也要加强。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地区间的对比综合研究。
　　(二)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首先要系统查阅档案材料。清代《巴县档案》、近代海关资料和其它历史档案中包含的大量交通类材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是对外国人著述的运用。清代民国时期西方人和日本人对川江流域进行了长期踏勘调查，对外国人留下的游记、报告，我们应充分发掘其中的有用资料。另外，因为这部分资料大多为解放前在各国出版，国内学者找寻不易，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翻译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应扩大搜集范围，将很多内部印行的刊物和已经解密的调查资料纳入研究范畴。同时，要提高对各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编写的史志资料的重视程度。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不断发掘新史料，以扩大资料的来源。对散存各地的清代民国时期的大量碑刻资料和其他资料应尽力搜集。同时，抓紧最后机会，访求当年川江航运的亲历者，获取口头资料。
　　(三)充分运用实地勘察、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文献推证法仍然是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同时，还应通过实地勘察纠正文献记载的失误。实地勘察必须是建立在前期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的，要带着爬梳文献时发现的问题去考察，以弥补和纠正文献的不足和错误。
　　在运用传统文献和实地踏察相结合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对相关材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对各种记载不一致、相互之间有出入的，要认真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在选取统计数据时，要尽可能的搜全史料。另外，还要对数据进行修订，使其符合研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