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衡量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是评价税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搜索到的国外相关文献,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衡量时选用最多的是基于新古典理论的税收激励投资模型。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偿试借鉴国外的模型用以我国的实证研究。文章遂对税收激励投资的主要模型及其实证应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归纳,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以期为研究我国税收改革对投资的影响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税收;投资;新古典理论;投资模型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评估各项政策对它的影响程度,特别是税收改革后,衡量税收对其的影响,一直是国外经济学者和政策制订者关注的话题。Aftalian & Clark观察到企业投资与企业产出的变化高度相关,为早期的加速主义学派提供理论支持。但在Fisher的新古典理论为边际条件的重要性进行辩论后,学者们则以该理论为基础,先后主要创立和发展了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Q模型和边际有效税率模型(以下简称新古典投资激励模型),用以研究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部分分别关于三个主要模型的基本形式和实证应用情况,第四部分是简评。
　　
　　一、 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的基本形式及其应用
　　
　　2.应用情况。 通常情况下,投资应该是预期利率、价格、税收等多个变量的函数。由于最简单的新古典模型产生于非常简化的假设——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影响资本存量,所以,实证结果总体上不能很好地解释投资波动,由此激发了20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者们用大量的精力寻求更加切合实际的假设,致力于拓展、完善这些模型。其中主要是结合资本存量的调整成本,如Eisner & Strotz(1963)对此进行了探讨,Lucas(1967,1976)、Gould(1968)、Treadway(1969,1971)、Uzawa(1969)、Mortensen(1973)、Abel(1980) 和Hayashi(1982)拓展了他们的内容。Auerbach(1989)开始研究投资的欧拉方程,假定生产函数包含生产力冲击和调整成本。他通过解线性形式的欧拉方程,近似了扰动的最优解。然后推导出投资率Iit/Ki,t-1和使用者资本成本间的关系,其中,使用者资本成本系数是稳态的平均使用者资本成本的函数和K的线性差分方程的一个根(Auerbach & Hassett,1991,1992;Curnmins,Hassett & Hubbard,1994)。这些拓展的模型假定投资是向前看的,建立在变量的合理预期之上。
　　
　　二、 Q模型的基本形式及其应用
　　
　　1. 基本模型。Q模型源以投资的q理论,该理论由Keynes(1936)、Brainard & Tobin(1968,1977)和Tobin(1969)加以引入和介绍,然后由Hayashi(1982)假设资本存量存在凸的调整成本函数对模型进行了扩展。Tobin用 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相对其资本存量置换成本的比率。他使Keynes(1936)的激励投资者添加新固定资本依赖于资本市场价值相对于其置换成本的想法更加严谨。
　　2. 应用情况。Q模型意味着在完善的市场上,投资只取决于边际q。实证中的边际q通常由平均q衡量。但是,Hayashi(1982)证明了只有在资本市场完善,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生产和安装的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边际q与平均q才有可能相等。这个假设意味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固定资本是同质的,生产技术和调整费用两者都是线性齐次的函数,融资与投资决策相互独立。所以,假设条件的不完备可能削弱模型的拟合度。例如,证券市场如果不是同质的,会导致Q分母中置换成本的估计与置换的现有设备的实际成本的关系微弱。换句话说,计算的Q对所有现存的资本来说是平均的,而不是事实上适当决策所需要的边际比率。另当一家企业外部融资面临高的费用时,企业的投资也会依赖于内部资金的获得。且企业面临的信息和代理问题越是严重,外部融资的成本就越高,企业投资对现金流就越敏感,这说明投资和融资两者间不能做到相互独立。
　　尽管q理论模型的使用存在限制条件,不过,可能针对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在实证分析中投资波动不能被较好解释的状况,税收激励投资问题研究采用Q模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不在少数。另Q模型一个吸引人的关键之处是把投资在某些假设下(和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相比)与较容易被观察的变量联系了起来。不过Q模型在解释时间序列和企业层次的横截面情形时,实证模拟结果并不是很好。
　　
　　三、 边际有效税率模型的基本形式及其应用
　　
　　边际有效税率METR(Marginal Effective Tax Rate),有的学者称之为有效边际税率,简称边际税率。它是与增加投资与收益相关的额外税收,衡量税收对单位所得造成的扭曲程度。自King & Fullerton于1984年设定理论框架,比较研究四个国家的METR以来,国外有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如加拿大、美国的财政部非常重视对边际有效税率问题的研究,已把METR作为模拟税制改革、形成税收政策、评价税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推进,先后主要出现了以下三个版本的边际有效税率模型。
　　1. 基本模型。
　　(3)边际生产成本的有效税率模型。McKenzie Kenneth J.,Jack M.Mintz & Kimberly A.Scharf通过结合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税收,填补空白,发明新的边际税率概念——边际生产成本的有效税率(ETRMC)。ETRMC是投入METRs的合计数,他们使用一个概要统计量,基本上整合了对企业征收的所有相关税种,例如,针对企业投入的公司所得税、销售税、财产税和工薪税,可被理解成是税制对边际生产成本征收的实际的消费税。ETRMC处理多种投入的方法比以前的方法好一些,原因是它不仅关注征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而且还关注对生产决策的影响。
　　2. 应用情况。边际有效税率模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证分析的领域不断被拓展。学者们除了研究普通资产、行业、部门的有效边际税率外,还就某些特殊资产、行业、部门的METR进行专门研究。如Boadway, Neil Bruce, Ken McKenzie & Jack Mintz(1987)针对已有边际有效税率的文献很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关,但对资源类行业的研究几乎空白的情况,探索了企业开采耗竭性资产边际有效税率的方法。Kenneth J.Mckenzie(2000)针对公共财政的有关税收文献对金融部门关注不多,尤其是,有效税率的计算有种倾向,不是整体上忽略金融部门,就是忽略它的特殊性,特别是与其中介角色有关的特性。Kenneth J.Mckenzie遂研究了计算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有效税率方法。提出了几个金融部门有效税率的概念,包括银行投入品的边际有效税率,银行中间成本的边际有效税率,银行贷款的边际有效税率。John Lester,André Patry & Donald Adéa(2007)对30个经合组织国家与6个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国家大型盈利企业研发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进行了研究。
　此外,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重视边际有效税率模型的使用。这仅从加拿大就可见一斑。为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加拿大的税制改革效应,财政部的Jack Jung官员计算了各省非金融企业1987年税改前后的边际有效税率。结果表明,一旦公司税改革措施被彻底实施,边际税率的分布幅度将大幅降低,所以,与税制改革前相比,资源配置的无效将减少。时隔十年,Kenneth J. McKenzie,Mario Mansour & Ariane Br?lé在1997年的工作报告中针对过去10年各种税收的变化,重新考察了边际有效税率的变化。自2000年以来,联邦政府降低了企业投资的税收,同时完善了税收结构,加拿大财政部为此在2005年的税收支出和评估中报告了加、美两国不同辖区的边际有效税率,比较两国所得税制对投资的影响差异。
　　
　　四、 简评
　　
　　综上可见,各模型的出现有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另据大量相关资料发现,模型的使用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Jorgenson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的出现,60、70年代的学者们主要采用该模型解释投资对税收政策变化的反应。在Hayashi于1982年对Tobin的q理论融入税收和调整成本后,80和90年代初有不少研究者的实证分析中使用了Q模型。1984年King-Fullerton创立了边际有效税率模型,因随后的学者们对之不断加以拓展和完善,故国外研究者目前使用更多的是与边际有效税率相关的模型,当然,不排除现在仍有学者采用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和Q模型分析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对于新古典投资激励模型,Eisner(1969,1970)、Eisner & Nadiri(1968)、Chirinko & Eisne(1983)认为新古典模型是加速模型的一个变换,是由资本产出比率到与资本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呈反向变化的一个改变。所以,他们对Hall & Jorgenson分离出使用者资本成本,用它解释投资的贡献评价不高。但是,不管怎样,Jorgenson(1963,1971)与其合作者从企业最优行为着手创立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得出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使用者资本的一些概念仍是伟大的,因为模型直接与经济理论的核心——边际决策相关,具有可靠的理论基础。
　　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认为资本的使用量与资本成本直接相关,曾被视为是从投资需求角度研究投资决策的标准模型。不过,该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模拟结果总体上表现欠佳。也就是说,虽然公司税、折旧扣除的现值和投资税收抵免等税收政策参数通过使用者资本成本与投资之间建立了一个结构联系,但是,这个严格、简明的理论并不改善计量经济学家解释投资对税收政策变化的反应能力,说明投资模型的建立还需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Q模型认为如果市场力量创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需求价格将高于供给价格,公司将增加投资扩大它们的业务,反之,将减少投资,所以,该模型是从投资的供应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波动。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它强调投资和市场价值与置换成本比率Q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关于未来产出和价格同一状态的长期预期,故模型可被视为以产出为基础的模型的补充。该模型的使用对市场的假设要求较高。例如,需要所投资资本的同质性、市场的完全竞争、投资决策的相对独立等条件。由于实际情况完全满足此模型假定要求的不多,所以,投资的实证模拟结果总体上并不很好。这说明尽管与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相比,Q模型与较容易被观察的变量联系了起来,有采集数据方便的优点,但是,选用该模型时需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与前提条件是否吻合,尤其是关于市场的假设。
　　建立在Hall & Jorgenson基础上的King & Fullerton的边际有效税率模型及学者们随后拓展的其他形式的边际有效税率模型,与使用者资本成本相比之下的一大优点是把税收影响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最近的二十多年被广泛应用,尤其是Boadway 的"向后看"方法。近年来,学者们除了考虑公司税外,还探索把个人所得税、通货膨胀、对套利假设的敏感性和风险等因素融入边际有效税率模型,不断地深入研究,使模型尽可能地更加贴近现实。不过,边际有效税率的测算也需提前对经济结构及生产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作出一些假定。否则,实际经济生活中可能存在无数个边际有效税率,每一个都与一组不同的假定条件有关。
　　总之,基于新古典理论的税收激励投资模型,不管是从投资需求角度采用使用者资本成本模型、还是从投资供应角度使用Q模型或应用随后发展的边际有效税率模型,每个模型都有它的使用框架和范围。加上税收政策制定方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复杂性,每个模型都不可能捕捉影响企业投资的所有税收特征。模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贴近程度的差异以及捕捉税收特征多少的差异。因此,理清各时期主流模型的来龙去脉,掌握实证应用中的主要表现情况及原因,对于如何正确识别、适当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模型,在一个规范的理论框架内结合我国国情,合理评价税收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汉斯·沃纳·斯恩著.赵志耘,郭庆旺译.资本所得课税与资源配置.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Jorgenson,D.W.Capital theory and inves- tment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 (53):247-259.
　　3.Alan J.Auerbach & Kevin Hassett.Tax policy and business fixed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2,(47):141-170.
　　4.Cummins,J.G.,Hasset K.A.& Hubbard, R.G.A reconsideration of investment behavior using tax reform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4,(2):1-74.
　　作者简介:储敏伟,上海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雷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