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给“委婉”下定义的陈望道先生在其1933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中说：委婉
　　即“说话时不直接表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王希杰先生则在陈氏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补充完善，使定义更为严谨科学，他说：“不能或不愿直截了当地说，而闪烁其辞，拐弯抹角，迂回曲折，用与本意相关或相类的话来代替。”运用了委婉辞格的语言(或者说词语)就是“委婉语”。委婉语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运用比较抽象、模棱两可的概念或用比喻、褒义化的手法，使谈话双方都能采用柔和间接的方式来谈论不宜直说的事，而且帮助谈话者克服谈论某些事物时的心理障碍，冲淡或排除各种不愉快的联想。
　　汉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汉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中庸”，话不能说得太满、太绝，但许多事情还不得不表达出来，因此人们就在言语中更多地采用了委婉语这种表达方式。但词和句子本身并不是委婉语，只是在语言的运用中才使它们成为委婉语。委婉语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背上了鲜明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标记，表现出强大的交际功能。“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这种自古以来将语言看作具有魔力的思想意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死”对人类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从社会心理上讲，“死亡”总要伴随着痛苦，引起恐惧和忧虑，无论什么人都有打心眼里不愿意提及这些神秘的字眼，所以在汉语中，对于死亡的委婉语足有成百上千，人们通过一切办法避免谈及死亡。
　　
　　一、死亡委婉语的语用原则
　　
　　1.Leech的礼貌原则在委婉语中的体现
　　英国著名学者利奇把礼貌原则划分为六大类：(1)得体准则(Tact Maxim)。(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4)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其中，一致准则指减少自己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①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②尽量增加双方一致。同情准则指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而与死亡相关的委婉语主要体现了一致原则与同情原则.一致准则与同情准则是死亡委婉语所遵循的重要语用原则。
　　不管在哪种文化中，人们都期盼平安健康、吉祥如意，但难以避免生老病死的不幸发生。对此，人们会感到沮丧、伤感、忌讳。所以在谈论死亡时尽力净化“死”所带来的损害性的情感联想，避免正面接触这一主题，减少自己与他人情感上的对立，与对方建立共同的感情基础，引起与对方情感上的共鸣，为了让对方体会到对死者的怀念和尊敬，或体现对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同情，人们不直接谈及死亡，而采用含蓄、婉转的方式来表达此意思，这有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状态，缓和气氛。即尽力净化“死”所带来的损害性的情感。现代汉语如“走了”、“离开了”、“永诀”、“永别了”、等表达难以割舍之情，尤指亲友的死亡；“没了”“去世了”、“不在了”、“物故”、“故世”、“过世”、“谢世”则用来表达一般意义的避讳，避免重提死亡这一神秘而又可怕的字眼；如果是针对生前处境艰难或久病、恶病缠身的人的死亡，通常用“解脱了”等表示同情和安慰；未成年去世称：“夭折”、“夭亡”；对于年轻人过早的死亡称之为“被夺去了生命”；对于年轻女子去世称“香消玉碎”、“香消玉殒”、“沉珠璧碎”、“葬玉埋香”等，表示对女子的怜惜之情，也别具美感；将妻子之死称为“断弦”；“玉楼修记”、“玉楼赴召”、“地下修文”等用于文人；而对于为正义事业而亡的英雄，通常称之为“牺牲”、“阵亡”、“就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舍生取义”、“献身”、“为国捐躯”、“以身殉职”等；对于为了人民国家的利益操劳过度而死的人民公仆则常用“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来表示对英雄人物的尊重，爱戴与不舍。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直言的刺激和伤害，表现出适当的礼貌，体现了语言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以善待人的特点。
　　2.合作原则在死亡委婉语中的体现。
　　英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认为，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互相合作的，谈话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双方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同配合，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他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他将这个原则归纳为四个准则：(1)量的准则(Quantity Maxim)。(2)质的准则(Quality Maxim)。(3)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其中质的准则指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或缺乏足够证据的话。然而，在特定的言语交际环境中，说话人往往违反这个合作原则，以达到某种目的和效果，在委婉语的运用中尤其是这样。就“死亡”的委婉语而言，有很多就属于这类。中文里“去了”、“不在了”、“走了”、“离开了我们”等等的原意仅指离开说话者所在的位置、场所，有时跟孩子谈论起死亡时会说他的亲人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另外像“睡着了”、“得到了安息”等词语的使用都与死亡毫无关联，都不能如实的表达说话人真正的含义，都是说话人出于对听话人或死者的尊重故意违反“质”的准则而不直接说出“死亡”一词。说话人以违反合作原则为代价来实现礼貌原则，而日积月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
　　人们都理解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委婉语所表达的真正含义，而避免了直接提及死亡。
　　
　　二、死亡委婉语的构成手段
　　
　　1.语义手段
　　运用语义手段构成委婉语就是通过两种表达方式在语义上的“张冠李戴”，削减原表达方式粗俗的一面，使得语义得到“美化”，从而使“不雅”之义堂而皇之地登入“大雅之堂”。传统修辞学认为委婉语的语义构成手段有两种：语义扬升和语义模糊。而死亡委婉语中主要使用的是语义模糊手段。语义模糊就是指“把一些秘而不宣或者令人厌恶、恐惧的事物在语义上进行淡化、泛化、模糊化”。如：“停止呼吸”“咽气”“下世”“仙去”“没了”“上天”“与世长辞”等都通过其他一些与生命，死亡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另外的现象来表示死亡，都是对死亡这一现象的模糊化。除此之外，与“死”有关的字眼也用相应的委婉词来替代，如：临死时叫“大限、弥留”；坟墓叫“阴宅”等。
　　2.修辞手段
　　在死亡委婉语中，比喻法是比较常用的手段。比喻法即隐喻和借喻，就是根据禁忌事物的特点，将其描绘成具有相同特点可接受的事物。都将死亡比作休息或睡眠，用“长眠”“睡着了”“长睡不醒”等代替“死亡”.另外，在文章中视情况运用比喻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例如，“聂耳以23岁的青春年华，过早地写下他生命的休止符。”(何为《他的进军号》)这句话中，将聂耳的死比喻成写下生命的休止符，与聂耳音乐家的身份相符，又避免了直接提及死亡这一让人难过的词语，可以使听者能理解而且更容易接受.“杜月笙疾病缠身，身体极度虚弱，最后油枯灯尽，魂断香江。”油枯灯尽的含义大家都能理解，指灯由于缺油而熄灭，从而比喻杜月笙的死亡。这个比喻从感情色彩上来说符合杜月笙这一黑社会老大的身份，符合读者对于他的感情色彩。
　　 　　3.语用手段
　　委婉语的使用也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语用手段实际上就是间接言语行为，委婉语也是如此。在交际中“找托词”、“答非所问”可以避免正面回答或表态的语言行为是间接表示与对方感情不一致的一种交际策略。我们在电视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场景，医院中病人家属问大夫病人情况怎么样了，大夫通常会摇摇头说，“准备后事吧”。这句并没有直接回答病人家属的问题，似乎以不相关的话语作答，从而委婉地表示“病人已经没有救了，病人是必死无疑了。”。又尽量避免直接说出实情对病人家属造成的伤害。
　　
　　三、委婉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1.汉语委婉语的阶级性
　　“古代中国的制度文化曾使中国成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郭锦桴，1993：369)，皇权至高无上，官僚等级制度森严。早在周代礼制中，人便分为十等，各等地位权利不同。秦代法律更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封建统治者非但生前要高人一等，而且死后也要别于庶民。大量的汉语死亡委婉语显示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之人们的死亡要选用不同的词，不能滥用。如：帝王之死——大讳、大行、弃天下、驾崩、晏驾；诸侯大臣之死——薨、薨背；大夫之死——卒，士之死——不禄，庶民之死——死”。跟“死亡”相联系的“坟墓”、“墓地”当然也在禁忌之列，其委婉语也有类似的等级差别。皇帝的称“陵”、“陵寝”等，而庶民的只能叫“蒿里”、“幽宅”等，也是等级分明。在现代社会，这种阶级性已经逐渐消弱。
　　2.汉语委婉语的宗教性
　　由于汉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等都有其追随的信徒，但信仰者在全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太小，宗教禁忌没有对全民族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来源于宗教的委婉语并没有得到全部推广，大部分仍然只在宗教范围内使用。汉语中“死亡”的委婉语多来自道教和佛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源自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达观、淡泊的生死观在委婉语中得以充分体现，如“隐化、迁形、物化、遁化、羽化、气散、归道山”等，道教的神仙学说给后世留下了“化仙，升天，升仙，仙逝，驾鹤西游”等委婉语。佛教发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佛教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依据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六道”(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中轮回，历经苦难，生死相续，只有皈依佛门，才能摆脱轮回之苦，进入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直接来源于佛教教义的死亡委婉语“涅槃”，是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的音译。来自佛教的委婉语有“成佛，圆寂，归真，坐化，寂灭”等。佛祖释迦牟尼居住在西方的极乐世界，凡是佛教的善男信女们生前行善积德，憧憬着死后能够到达西方的极乐世界，能够见到佛祖，因此在汉语中也有了“上西天”、“归西”、“上天”、“归天”、“见佛祖”等对于死的委婉的说法。
　　3.死亡委婉语中体现的关于死亡的态度
　　(1)委婉语中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通过对死亡的另外一些说法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对死亡的态度。汉语中的“物化”、“委化”、“蜕化”、“遁化”等反映出中国人把死亡看作是向自然转化的过程。“返真”、“返真元”反映出汉文化中人将死亡看作一种回归，死后又重新融入大自然的思想。这一系列对待死亡的豁达态度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离”和“归”是汉民族对“死亡”的认知心理，人死就是离开现有的一切，汉语中的“谢世、辞世”等便反映了这种观念，而汉语中则有“归土、归天”等表达人死是回到人类最终的家园——自然。
　　(2)委婉语中体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躲避
　　语言禁忌起源于人们对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即把名和实等同起来。能够引起恐惧的事物在语言中不能提及，只能用委婉语来代替。可以说，最初的委婉语是因禁忌回避的需要而产生的，与“语言的灵物崇拜”有关。“语言的灵物崇拜”赋予了语言赐福的神奇魔力。由于害怕降祸，有些事物或现象遭到了禁忌。用来指称这些事物和现象的词语同样不能被提及。但是在交际中有时又必须表达这些内容，于是人们创造了一种代用品—委婉语来解决这个矛盾。从而经常采用间接、回避、模糊甚至美化的委婉方式来迂回地表达令人不悦的生理现象，给人比较含蓄的感觉。委婉语的使用掩盖了使人难于启齿的令人难堪的事实，避免了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和唐突现象，给交际双方以温和、含蓄、文雅的印象。这一点在死亡委婉语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有时人们在谈及死亡时使用委婉语仅仅是为了避免说起及听到那个让人恐惧的词语，尽可能的减轻在感情上的痛苦。4.死亡委婉语中体现的价值观
　　言语禁忌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必然受制于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结构、民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特征以及价值体系等一系列超语言的人文因素这就是说言语禁忌具有民族性。长期从事英语委婉语研究的专家尼曼指出：哪些事物以及这些事物的那一部分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受禁忌的，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标准，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标准。社会价值观影响语言，更是影响着委婉语。
　　汉文化中大力讴歌为国献身，舍生取义，因此有关这类死亡的委婉语，往往含有高度的褒义。汉语中常用如“牺牲”、捐躯、“就义”、“阵亡”、“献身”、“殉国”、“以身许国”以及“成仁”、“赴义”、“就义”、“殉道”、“殉节”等委婉语，说明汉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仁”、“义”、“道”、“节”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它们长期以来主宰着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些委婉语鲜明地反映出人们的价值取向，即为国战死，为国家人民献出生命是十分光荣的事情。相反，对敌人、罪犯或不值得尊敬之人的死都持贬斥态度。汉语中用“丧命”、“送命”、“毙命”、“完蛋了”、“见阎王”、“下地狱”、“吃枪子”、“翘辫子”等来表达轻蔑之情，甚至含有解恨或称快的意味。不同的词语表示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于不同种类的死亡不同的态度。
　　
　　四、结语
　　
　　对不“快”事物之回避，出于“忌讳”；对不“雅”事物之回避，出于“礼貌”，这是委婉语产生的两大社会心理基础。有关死亡委婉语的出现也是如此。在构成手段上，死亡委婉语同其他种类的委婉语一样，通过语义手段，修辞手段，语用手段等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相同的含义。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及时地反映人们对现行社会生活的态度，同时又时刻受其生成环境——社会要素的制约。委婉语即属于语言现象又属于文化现象，从汉语死亡委婉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有所了解。综上所述，委婉语不仅指的是词语本身，更是一种积极的语言交际方式。委婉语的运用削减了原词粗俗直接的本意，模糊雅化了原词。只有对委婉语细心研究，熟悉其功能，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使用它，进而有利于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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