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先后经历了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出现至今短短200余年时间,人类活动的不当已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大自然对人类的种种“报复”,促使人类深刻反思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彻底变革自己的文明状态,而生态文明则是人类痛定思痛之后的必然选择。
　　
　　一、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主体价值需求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生态环境、生态意识和生态制度。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部人类历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是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中实现着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同时也发展着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决定着人类的活动范围和对自然界的改造程度。食物采集阶段,人类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狩猎场所,并且是完全受自然界摆布;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村落附近,并在极其有限的水平上改造着自然;到农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从大河流域到高山密林,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小至肉眼不可见的微观粒子,巨至遥远的天体世界,无不纳入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伴随每次技术进步而来的,除了人口的可观增长和欲望的恶性膨胀,还有人类自信的盲目攀升。人类似乎已完全摆脱对自然的敬畏,摇身成为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人,而自然界则成了人类忠实的奴仆。而且,在人类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总是一方征服一方。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彻底征服了自然。
　　“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从根本上说,人类的诞生,使得在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大自然成为可能,而技术的进步和欲望的增长使得这一可能成为现实。长期以来,人类价值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是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实现经济的增长,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但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资源总是稀缺的,人类对自然界价值客体属性的认识速度远不及自身欲望的增长速度快。只是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的总体活动范围较小,对自然界的改造程度较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水平有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是处在积累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似乎越来越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自然界,无所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的价值追求越来越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以全球气候变暖、资源危机、环境恶化、荒漠化等为特征的生态危机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
　　而责权的不对等又加剧了这一矛盾。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对于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认为是“成本或效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由此付出代价。”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工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外部性影响。这些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造成了资源枯竭,大量有害物质的排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企业片面追求着经济效益最大化,却没有为此支付或只是付出了较小的环境成本,付出代价的是社会和公众。伦敦光化学烟雾、酸雨等现象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或海外投资,以牺牲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健康为代价进行着污染转嫁。以我国为例,作为“世界工厂”,大批化工企业建在我国,在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带走了廉价的产品和丰厚的利润,留下了污染的环境和纸面上的GDP,以及大批失去健康的人。近年来,“霾”开始作为一种天气状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据统计,2007年12月,广州市的灰霾天就达22天。雾和霾相互转化,污染物不断积累,浓度越来越高,对人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
　　
　　当生态危机越来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不得不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80年代,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列入议事日程。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到本世纪初,人们构建了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生态文明的发展状况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国古代哲学也蕴涵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佛教强调“万物平等”。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1990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指出:“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0年5月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系统制定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把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要求“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为这一科学认识的获得,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纵观各国的现代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这说明,科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人类只有吸取实践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科学总结,才能形成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会充分暴露,也只有促进生产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贫穷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后果”。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力落后继续重复着粗放的生产方式,对环境不断造成新的破坏。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依赖发展,停止发展意味着回避矛盾,人类只能回到受自然摆布的老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地区间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同时,要针对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泛化”、“运动化”。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矛盾的解决应从人的方面入手。要彻底改变对生态环境错误的认识和做法。要从道德和制度层面加强对人的约束。从根本上说,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加强对公众的环境教育,牢牢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摒弃“人类是自然的主人”的错误认识,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树立健康的消费观,自觉抵制“消费主义”,提倡节制消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放弃盲目的“GDP崇拜”,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社会要加强对企业、团体和个人的环境保护制度约束,在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水平的同时,建立和营造相应的机制、环境和冲动,真正使“违法的成本远高于守法”。应该指出,部分企业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造成环境污染正是以牺牲公众的生态利益来换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加强对他们的制度约束,保证公众的生态权利和健康安全,正是体现了对公众的人文关怀,符合“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参考文献]
　　[1]赵惊涛:《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法制与经济》2006年第5期。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李义平:《经济学百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与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是丽娜、王国聘:《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评述》,《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周兰珍:《论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生态伦理建设提供的价值视阈》,《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