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检查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进行书刊检查，就是进行判断和批评，作出评价和估计，以及实行禁止和压制。”各个国家具体的书刊检查的发展历史和政策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发展概括一下就会发现其发展轨迹几乎是完全一样。总的来说，书刊检查开始于个别书籍的出版，并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参与下普及开来；逐步建立从普及性到全面性预先检查阶段。此后，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斗争的影响下，检查力度开始减弱，开始由事先检查向事后检查过渡，建立事后追究原则。最终社会发展到言论自由时期，这一时期作者对于文章内容所负的责任只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撒谎、诽谤(违反人权)、有辱社会公德。如果作者违反了上述规则，那么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欧洲，出版业的确是按照这条路走的，但在俄罗斯这一进程却大大落后了。
　　
　　一、书刊检查在欧洲
　　
　　出版界的状况是一个社会自由度的体现。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永久的斗争：政府试图加深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则试图摆脱政府的禁锢，以便能够讲述事实、做出评论、提出要求、肯定真理。但政府总是对针对其行为的批判、权限的讨论以及所有可能会为其带来潜在威胁的社会舆论都坚决严加控制。因此很久以前就存在文化检查，存在出版检查机构和控制机构运作的法规命令。
　　在欧洲，最早对人们的思想进行监视的通常是教会，书报检查也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这一与王权实力不相上下的势力，为保持其宗教教义的纯粹，采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而这些教义内容极其广泛，几乎包括宇宙所有学科在内。中世纪，随着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加，政府逐步将教会手中的书刊检查权收回，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书刊检查机构开始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
　　出版业的命运常常取决于君主，无法逃避书刊检查政策的干预。书刊检查的机构体系的建立和书刊检查政策原则的确定是在17—18世纪，教会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此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一时期欧洲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领导者是英国，但即使是它也拥有“专横的”的书刊检查权，可以监视图书贸易、审查手稿、审查所有公共和私人的图书馆。英国查理二世于1662年颁布“信仰一致法”，同时颁行“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许可证法”。其中，对于执行办法，也有着严密的规定。直至1695年“许可证法”废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检查为主，其他国家亦大抵如此。1695年以后，则改以出版后检查为主，追惩制代替了预惩制。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出版业自由并非源自英国的法律，而是受传统的“自动调节”而确定下来的。这一思想最早出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一篇演说《论出版自由》，他这本为出版自由所作的经典性辩护在当时众多政论性小册子中被视为“像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的大本钟塔楼那样傲立于世”。1695年，出版许可证在英格兰变得不得人心，议会废除了这项制度，但保留了审查制度，目的在于禁止批评政府。虽然以后直接的审查也有所松动，但其他方式依然发挥作用，如调整税收、贿赂、起诉等等都是严禁讨论的话题。英国议会一直反对出版界报导它的行为，直到1771年才做出让步，允许记者有报导的权利，从而使新闻自由向前前进了很大一步，开创了政权与社会共存、对话的时代。这一时期整个文明世界都关注着邻近国家的出版状况，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对此则更为关心。普希金，这位被书刊检查无休止而挑剔折磨得陷入绝望的诗人，痛苦的指出了英国与俄罗斯出版业界的差别：“伦敦所需要的，对莫斯科还太早。”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言论自由在欧洲各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3被作为一项重要权利被写入《人权宣言》中。两年后的法国第一部宪法重申了这一权利。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知识社会已经在欧洲兴起。然而，拿破仑上台后，随即背弃了宪法有关的承诺，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封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但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专制主义的根深蒂固，是旧制度的遗产。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总的来说，19世纪，整个欧洲的书刊检查由事先检查向事后检查过渡，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言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经常为政府所左右。真正的言论的自由直到20世纪才得以最终确立。
　　
　　二、俄罗斯的书刊检查及其发展
　　
　　俄罗斯建立了自己的书刊检查制度，但在发展过程中重复了欧洲的许多特征，一方面是合理的发展的必然，一方面是不自觉地借鉴。但它对欧洲实践经验的吸取却并不是以其民主成就为目标，而总是学习早已过时的经验。
　　1860年初，俄罗斯开始着手对书刊检查进行改革，相关部门开始收集欧洲和俄罗斯本国的书刊检查的历史资料，俄官员们认为，尽管早已存在政府对印刷厂和神学文化的监视，但书刊检查作为一种制度是出现在彼得时期。也就是自1720年颁布关于预先提交所有宗教内容的手稿给教会部门审查的命令起，开始了对宗教文章按照预先原则进行检查。彼得时期多数非宗教书籍是教科书、指南手册和科学书籍，因此书刊检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将检查非宗教化的是彼得的继任者。几乎整个18世纪，专门的检查条例还不存在，书刊检查的法令体现为具体的命令。
　　书刊检查成为一个为人们所接受的词汇是在19世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使俄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建立书刊检查机构和培养检查人员的重要性。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巴维尔一世曾试图通过书刊检查阻止西方“危险”书籍的传入，不允许本国“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出版。
　　俄罗斯书刊检查在19世纪早期逐渐变得更为严格。亚历山大一世废除了一些以前的诸如禁止成立私人印刷厂的命令，并于1804年颁布第一部审查条例，明确地规定，凡是“反对正教和专制政体”的作品一律查禁，从此书刊检查在俄罗斯形成了体系。当然书刊检查是无法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审查的，日常检查活动与社会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检查者最主要的任务是对未能获准出版的文章加以监视。
　　检查制度的极盛时期是尼古拉一世时期，即19世纪上半叶后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执掌了政权，面对在俄罗斯已经出现“叛乱”的现实，沙皇将保持君主专制政体在欧洲的领导地位，预防革命的爆发视为自己的使命。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理论，以确立东正教、君主专制制度及民族性不容争辩、不容动摇的原则。1826年和1828年的书刊检查条例中更为残酷的规定了检查活动的原则。但在检查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法律而是沙皇的命令，有些甚至是他在偶然情况下所表达的意见，这其中就包括拒绝创立新的文艺杂志的表态。沙皇只是在回答问题时说了一句：“已经够多了”，此后这便成为领导们拒绝所有在申办杂志方面申请的理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有的书刊检查形式，这就是1826年由第三厅组建的又一书刊检查部门——宪兵团。通过它来实现监视、刺探、侦察、搜查、拘捕、审讯、押解、流放等任务。此时书刊检查的种类不断增多，包括普及的、宗教的、国外的、军事的、管理的等等。同时国家成立了书刊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工作的结果和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拘留所中关押着大量犯错的检察员和作家，其中很多所谓的错误都是被虚构出来的，而这些人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受政府资助的人。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试图以此阻止革命的发展成熟。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尼可前科也写道：“我们的文学走向了忧郁”，作家们的“思想被禁锢，这让他们如何创作”。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和俄罗斯军事的落后。当俄社会因战败的屈辱而从恐惧与冬眠中清醒过来时，首先指出，导致俄罗斯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被封了口。包括布特林在内的这些沙皇的忠实追随者在尼古拉一世时也开始要求政府给社会讲真话的机会，并倾听他们的声音。19世纪50年代中期舆论渴望社会发展的实践，证实了政府是无力镇压真理声音的，没有任何的海关障碍和第三厅的调查能够阻止国外文学的输入，阻止人们传阅手稿。在国家君主专制政体威信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对改革问题进行讨论，书刊检查制度有所缓和，为改革作好了准备。
　　1865年即是俄罗斯书刊检查历史上也是俄整个历史上的转折点。4月6日俄政府通过了《临时出版章程》，放松了书报检查，取消了对书刊的预先检查，但只限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由此，彼得堡与莫斯科开始了新的书刊检查制度：报纸杂志可不经检查就出版，事后需提交有关方面检查，如果违反政府规定，刊登了违禁的内容将会被起诉或被管理机关处以警告、暂停发行的处罚。遗憾的是俄出版业并没有在《临时出版章程》的框架内得以稳定，它的权力在此后再次被削减。
　　在首相梅里克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有所缓和，特别委员会为彻底改事先检查为事后检查开始制定新的法规，即试图以追惩制代替预惩制。但亚历山大二世却在死前(遇刺)决定“结束”这一改革，此后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并于1882年颁布了新的《临时出版条例》，加强了出版审查。政府从范围和本质上扩大了书刊检查机关在中央与地方上的权利，从而取代了1865年的检查改革。在这25年间出版业的状况要比前25年糟的多。
　　1905年的革命是俄书刊检查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这一年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告终，同年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使政府对国内局势的监控力不从心。因此出版自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颁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即《十月十七日宣言》，赐予公民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出版自由式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宣言在短期内巩固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自由。但在尼古拉二世的镇压下，1905年革命后俄政府又把检查政策恢复到了革命前的水平，保留管理机关关闭和没收书籍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为巩固书刊检查还为进入战时书刊检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月革命再次为俄出版和言论自由提供了短暂的机遇。
　　
　　三、书刊检查史上的倒退
　　
　　布尔什维克在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口号下建立了政权，这里就包括言论自由。但自此却开始了一个更为严格的书刊检查阶段。
　　列宁曾写了多篇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大体上说，十月革命前，列宁肯定和赞扬新闻出版自由。十月革命后，他着重抨击和揭露一些国家出版自由的虚伪性。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其后谈到英美等国的政治和新闻出版自由时使用肯定语气。他写道，“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从1914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随着十月革命的到来，列宁的思想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十月革命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主要国家之一。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苏维埃政权危机四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于出版自由，列宁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抢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最先发布的命令中就有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出版物”言论自由的文件。尽管在1917年10月27日的命令中曾声明“在新秩序巩固”后，将“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恢复出版业的完全自由”，并于内战结束后逐步恢复出版自由，但它的继任者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随着欧洲言论自由的法发展，各国政府对此都予以了承认，而在俄罗斯历史却像是到退回了尼古拉执政时期。确立了预先检查的原则，就连革命前都可以不被检查的社会科学院的出版物也没能幸免。
　　总而言之，俄罗斯作为封建专制国家，书刊检查制度是专制政权为控制人民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因此书刊检查制度的发展历史也是俄罗斯社会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尽管这一过程曲折而又艰难，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随着欧洲出版自由的快速发展，俄罗斯书刊检查制度也走向了缓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终止了封建专制制度，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书刊检查制度再次走向了极端。
　　
　　［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Don M.Wolfe.Milton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Humanities Press，1963.
　　［3］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
　　［4］А·В·Никитек Днвник М.，1995，Т1.
　　［5］Декрет о печать 27октябля 1917./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ьМ.，1957，Т1.
　　［6］《1921年8月5日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