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十七年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1.五十年代的批判——“文坛三公案”
　　1951年，《武训传》在全国公映后，立即有人做出批判。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以杨耳为笔名发表了《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认为武训的行乞兴学“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次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竟然“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此后，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开始对赞誉过武训及《武训传》的人物进行批判。一场对文教领域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运动由此展开。
　　五四时期，胡适试图运用实证主义研究《红楼梦》。受其影响，俞平伯于1951年出版《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等，认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西厢记》，是“情场忏悔”，其基本观点是“色空”。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胡适的实证主义，偏离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所以，对俞平伯思想的批判自然又延伸至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党的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随后便大规模展开对胡适的批判运动。国内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几乎都参与其中，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术界知名前辈也发文一面批判胡适，一面自我批评。可以说，这场政治批判对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影响，超过了建国初对《武训传》的批判。
　　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进步文化阵营中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最猛烈的一次清算。1948—1953年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阶段，并未在政治上完全否定。转折点发生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发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驳，认为其“实质上是反马克思的”。胡风为此写了“三十万言书”，尖锐地指责文艺界有的领导人搞宗派主义。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将胡风文艺思想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随后批准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立即展开。5月，胡风的朋友舒芜上报了他与胡风的来往信件以证明胡一贯反党，中央又陆续公布了一系列“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爆发。最后，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一批与胡风文艺思想相同或相近的人也被捕入狱或受到批判。
　　2.六十年代的批判
　　如果说50年代的批判着重于清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旧资产阶级思想的历史影响，到了60年代，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批判重点则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观点上，批判的对象也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移向共产党队伍中或者一直得到共产党信任的著名理论家或文化工作者。
　　在文艺界，孟超的昆曲《李慧娘》突出主角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却被歪曲成借古讽今，实质上在号召人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哲学界，杨献珍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表述”。而康生却攻击“合二而一”论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想。在经济学界，由于经济学家孙冶方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被康生、陈伯达等人说成是“宣传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经济观点。在史学界，翦伯赞提出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将历史狭隘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的科学，因此被诬陷为“攻击史学革命”，“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些批判运动，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将一个个学术、艺术问题武断地上升为政治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影响甚广。
　　60年代中期，在“左”的方针指导下，姚文元发起了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5年11月10日，他在《文汇报》上刊出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反映了作者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次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杂志先后发表文章，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定。换言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二、对“文革”前十七年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的反思
　　
　　(一)诸多原因
　　第一，开展批判运动是新中国统一意识形态和确立思想权威的需要。新中国建立之初，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凝聚各界力量，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迫切需要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以批判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鉴于文艺界的主要活跃分子——广大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因此，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左”的思想的影响是批判运动扩大化的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原本千疮百孔的旧中国，面临着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决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党急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没有考虑到人的思想改造要经过一个艰苦教育、不断交锋、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没有认识到，受历史传统、现实条件等因素制约，短期内无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目标，这进一步加重了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的扩大化失误。
　　第三，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批判运动扩大化的又一主观原因。党中央之所以发动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并非不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不正确。只因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便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观察知识分子时，着重的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而是他们的世界观状况、家庭出身等方面，这“无疑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的，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理论上的一个退步”。
　　第四，社会角色的冲突是开展批判运动的客观原因。政治家与文艺家的不同社会角色决定各自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强调文艺应为政治服务，后者则主张文艺上的东西不应该让政治涉足。在当时党中央看来，党的执政地位、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求在思想领域必须统一协调。因此，他们不满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性，而改变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形成运动，制造压力。正如鲁迅在《政治与文艺的歧途》中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于不同的方向”。
　　 　　第五，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批判运动发生失误的重要因素。1958—1966年间，中苏关系日趋恶化。中共批判苏共搞“修正主义”，苏共则指责中共搞“教条主义”，双方由致函相互批评发展到公开论战。党中央在那段时间把“防修反修”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访苏时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可见，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逐步走向了以反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轨道。
　　最后，康生、江青等“活跃分子”在批判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组织编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直接把杨献珍推向反毛泽东的境地；他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起来。多年来活跃在毛泽东身边的“文艺哨兵”江青，在许多重大的批判运动中都会插上一脚，尤其是对《武训传》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她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就力主：“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二)深刻教训
　　无数次的批判、造势，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有助于全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它们的扩大化却摧残了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到我国的政治民主，损害了建国后相对健康的社会风气及文化事业，并最终导致十年动乱的爆发。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汲取教训，全面体味其中的鉴戒意义。
　　首先，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政治和文化不是空中楼阁，其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如果片面地认为只要通过群众性的文化革命方式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高估了文化的作用，把三者的关系本末倒置了。我们当前发展先进文化，要积极吸取这一时期的教训，让文化更好地为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其次，建国初期之所以发生一连串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是由于当时没有摆正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错误地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更未真正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我们必须引以为戒，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和发扬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真正让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再次，要改善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特别注意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意识形态问题，要讲究阶级性，即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但对于非意识形态问题，却要讲求多样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领域最忌讳的就是“大一统”。正如邓小平所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最后，要区分人和思想、作品的问题，不能将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相混淆。思想、作品属于文化领域，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自由争论，形成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但是，作品中的人物、作者与作品是不同领域里的问题，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否定。比如，对《武训传》的评价，武训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该用历史观点去评判；《武训传》是一部电影，应该从文艺的视角去探讨。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要注意如何正确引导，而不能将这些批判发展到对导演、演员等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责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
　　［3］戚本禹等：《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4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费孝通文集》(第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6］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7］《鲁迅杂文集》(第2卷)，沈阳春风出版社1997年版。
　　［8］《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