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部防御北元一蒙古的军事设置东胜卫，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县治，后来蒙古势力南下，明弃东胜退守长城沿线，这里为蒙古土默特部恰台吉所据，称妥妥城。东胜卫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明蒙关系的一个典型特点：蒙古始终不断向明朝方面逼近，明朝全力阻挡，终因军事不济而放弃北部众多防御设置，退而筑长城据守，至明中叶形成了长城以北为蒙古，以南为明朝的南北对峙局面。
　　正因为东胜卫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所以多年来引起人们的兴趣，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在讨论中对不少相关史实有较大的争论，一些史实还不清楚。本文拟对东胜卫的兴废、妥妥城之得名等相关史实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东胜卫的兴废
　　
　　明东胜卫在辽、金、元三代均为东胜州，明“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东胜卫之设，是明与北元之间军事力量角逐的结果。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君临全中国的元王朝灭亡，明朝建国，建元洪武，此后数十年间，故元势力仍时刻谋求恢复旧有的统治，明朝则乘胜追剿，阻止蒙古贵族的反扑，双方战争不断。洪武元年(1368)，明军在攻克大都(今北京)之后平定山西；二年取陕西、拔上都；三年在甘肃沈儿峪口大败扩廓帖木儿，并克取应昌，元惠宗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漠北和林，随后即汗位。
　　明军节节胜利，地处漠南的东胜地区自然落人明朝手中。洪武二年，明将李文忠闻元将脱列伯攻大同，率军北上迎敌，“大败之，生擒脱列伯，降其众万余……遂进兵东胜州，至莽哥仓而还”。三年，明大同卫指挥使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这是东胜落人明朝手中的明确记载。
　　东胜对于明朝防御北元一蒙古来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西控河套，与宁夏遥相呼应，东连大同、宣府、开平、大宁，是明朝北部防线的西端。明人曾这样评述东胜：“自偏头关逾河跨西北，大虏之警，守在东胜”，“我国朝扫除夷虏，恢复中原……于是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
　　正因为东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所以明朝在对故元的连续胜利中夺得东胜之后，即在洪武四年设置了东胜卫，试图以此加强对北元的防御。这一情况，明人均深信不疑，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却出现了分歧。吴缉华先生认为洪武四年设置东胜卫一事“实际上则颇可疑”，因为在此后二十多年间再未见到关于东胜卫的直接记载。达力扎布先生认为《明实录》只记载了洪武四年在东胜地区设置过安置来降蒙古人的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刺五个羁縻千户所，没有说设置东胜卫，所以东胜卫设于洪武四年之说“是个疑问”。周松先生则以为，洪武四年置东胜卫一事确实存在，并以《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正月有“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的记载为证据之一，即是说，既有东胜卫指挥佥事，必有东胜卫的存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亦以《明实录》的这条记载为主要依据，断言“可见该卫此时的确存在”。
　　综合以上讨论，我以为洪武四年确曾设置过东胜卫，理由一是有《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的记载可做旁证，二是揆诸事理，明朝既然已取东胜州，且其军事地位重要，在此设置军事据点以防御北元南下侵扰，自然顺理成章。
　　不过在东胜卫设置的第二年即洪武五年，明朝又撤消了该卫，原因是明朝在进攻北元的战争中遇到了挫折。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领中路军趋漠北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由居庸出应昌，冯胜领西路军趋甘肃，三路并进，意在彻底击败故元势力，“永清沙漠”。但事与愿违，徐达中路军深入漠北失利，率残部返回；李文忠东路军亦深入漠北，因损失惨重而退；只有冯胜西路军自甘肃抵亦集乃，有所斩获，但他所遇到的北元军并非主力。
　　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及其倚重的大将扩廓帖木儿在取得对明战争胜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展开反攻。其中在东胜卫附近地区发生的战事有，洪武五年六月“胡兵寇大同之宣宁县下水镇，杀掠吏民而去”，宣宁县在今内蒙古凉城县麦胡图乡淤泥滩城；七月，明将中山侯汤和“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断头山在今内蒙古卓资县之大青山中；八月，“胡兵侵云内，突入州城，同知黄里与其弟得亨率兵民与战，里死之，得亨亦被重伤。会应州同知王长贤率众来援，胡兵遂解去”，云内州城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与宣宁、断头山、云内州相距甚近的东胜必然孤军难守，落入北元控制范围之内。
　　到洪武六年六月，北元扩廓帖木儿遣兵攻山西雁门，七月，明魏国公徐达不得不分遣众将率骑、步兵“分驻山西、北平等处，相机擒讨残胡”。八月，在北元军步步进逼形势下，徐达等至山西朔州执行迁徙边民入居内地的任务，十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安定、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沣(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朝已有计划地南缩北部防线。
　　《明史·地理志》未言洪武五年撤东胜卫事，言此事者为明兴州左屯卫屯田军士范济。洪熙元年(1425)84岁的他给皇帝上书说：“洪武五年，太祖皇帝命将出师，肃清沙漠，以粮饷不继旋师，即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训兵练将，清野以待。”这是典型的边防线收缩之举。山西阳武谷口(亦作阳武峪)属太原府，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北，距东胜已较为遥远。不过对范济的这段话理解有所不同，达力扎布先生因为主张洪武四年未曾设置东胜卫，所以认为五年撤东胜卫“显然是指原设在元东胜州一带的五千户所”；周松先生则认为“撤东胜卫于大同”的意思是将东胜卫撤到大同城，并存在至洪武二十五年。
　　如前所述，洪武四年确曾设置过东胜卫，所以五年因形势所迫撤东胜卫应是事实，而不是只撤离五千户所。“撤东胜卫于大同”，从文字表述的意思来看，不能理解为将东胜卫撤到大同，应当理解为“在大同都卫撤消了东胜卫”(东胜卫属大同都卫)。因此我认为，洪武五年东胜卫业已撤消，二十年后随着形势有利于明朝后才得以恢复。
　　明朝在洪武五年战役失利后，不得不南缩防线，北元虽然取胜，但仍无法保持对明的真正优势。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十一年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此后北元不再有像样的中兴之举，明朝也没有大规模的北向用兵，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这一僵局在洪武二十年被打破。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在这一年朱元璋派冯胜等率兵二十万，征讨驻于东北地区的北元丞相纳哈出，迫于明军威势，纳哈出二十万余众不战而降。二十一年，蓝玉率明军十五万征讨北元汗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市贝尔湖)将其击溃，北元自此元气大丧，陷入内部争斗之中。
　　明朝不失时机地重新加强北部防御，从洪武二十年起陆续在今赤峰地区设置大宁卫、新城卫、富峪卫、会州卫等军事据点，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设置云川卫、玉林卫、镇虏卫、宣德卫、东胜卫等军事据点。
　　关于东胜再次设卫的时间，学界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设卫的地点。《明史。地理志》只说：“(洪武)二十五年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山西)行都司。二十六年罢中、前、后三卫。”从前后文来看，设卫地点与洪武五年东胜卫为同一地方。《明史》的根据是《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二十六年二月“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二十五年八月“东胜立五卫”即左、右、中、前、后五卫，但半年后的二十六年二月只剩下了左右二卫，中、前、后三卫已罢。按《实录》所载，左右二卫的位置在“大同之东”，不在原东胜卫之地。达力扎布先生的判断完全以《实录》为指归，肯定地认为东胜左右二卫“都设在大同府的东面，不在元东胜州旧址”。同样看到了《实录》记载的周松先生，认为左右二卫在原东胜卫旧址，对《实录》所说左右二卫何以在“大同之东”未加以论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也根据《实录》的记载，未分析东胜左右二卫何以在“大同之东”，认为二卫“属山西行都司，治东胜，即今内蒙古托克托”。
　　东胜左右卫究竟设在何处，《实录》说在大同之东，固然言之凿凿，但从常理推测，完全无法令人相信。《实录》所载设立的大同后卫(初治大同之东)、阳和卫(今山西阳高县)、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县)、怀安卫(今河北怀安县南怀安城)、万全左右卫(今河北怀安县、万全县)、宣府左右卫(今河北宣化)，这八卫都明显在大同之东；《实录》所载设立的高山卫(初治今大同市以西高山镇)、镇朔卫(今山西左云县)、定边卫(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玉林卫(今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榆林城)、云川卫(今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镇虏卫(今托克托县黑城)、宣德卫(今凉城县麦胡图乡淤泥滩城)，这七卫都明显从大同以西一路延展开来。东胜卫旧址在大同之西七卫的最西边(镇虏卫之西)，濒临黄河，地理位置尤为重要，何以东胜左右卫却设于“大同之东”，将这一重要军事据点留作空挡?从常理来看，完全不合逻辑。而且从考古成果来看，上述各卫都有城址确定，唯大同以东的东胜左右卫从未有考古证明材料。基于此，我认为《实录》所说东胜左右卫设于“大同之东”是误载，还是在东胜卫旧址合理。《明史》及不少相关史料都认为东胜左右二卫设于东胜卫旧址，前述周松先生的文章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尽管没有对此加以论述，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径直判断东胜左右二卫理所当然地在原东胜卫旧址。史实考证应当“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史料的真实性做进一步的鉴别，以便确定对它的接受程度。
　　至少在洪武三十年，朱元璋的一番话可证东胜在这一年的位置及其屯田状况。是年正月，因辽王、宁王诸王各据沿边草场牧放牲畜，朱元璋加以制止，“乃图西北地里示之，敕之日：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凡军民屯田种地，不许牧放孳畜”。明言东胜不在大同之东，而在其西。朱元璋十分重视沿边的屯田情况，是年四月，又敕谕晋王、燕王备边十事：“其六日，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至大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
　　东胜左右卫在永乐元年(1403)二月因孤远难守，徙左卫于北直卢龙县、右卫于北直遵化县(今均属河北)，卫城遂墟，同时内徙的还有与东胜毗邻的云川、玉林、镇虏等卫；在正统三年(1438)曾有复置东胜卫之议，似未真正实行；因为失东胜犹失一面之险，所以后来群臣多次建言恢复东胜但均未成功。这些学界争议不大，在此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东胜卫内迁后在河北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崇祯三年(1630)新兴的后金军“陷永平府(府治卢龙)……兵备道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卢龙教谕赵允殖、东胜卫指挥张国翰、武举唐之靖等死之”。这里的张国翰应当是永乐元年徙于卢龙并始终在此的东胜左卫指挥使。
　　
　　二、恰台吉与妥妥城
　　
　　明永乐时期(1403—1424)虽曾“五出三犁”攻打蒙古，但未能使其降服，宣德(1426—1435)之后便因国力难继“不复有出塞之师”，只能退守长城沿线。蒙古虽经东西两部争战，汗权衰落，但在16世纪初期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分封诸子之后，势力得到重振，长城沿线以北全部为蒙古所据。从嘉靖(1522—1566)至明末，河套地区被蒙古鄂尔多斯万户稳固占据，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地区被土默特万户稳固占据，原明东胜卫旧地即属土默特。
　　分封于土默特万户的首领是著名的达延汗之孙俺答汗(1508－1582)，按照层层分封的惯例，俺答汗又将土默特分为若干部分，分封给自己的子孙，使其“各有分地”和属民，其中他的义子恰台吉(Qiy—a tayUi)被封于妥妥城一带。其主要根据是明宣大总督萧大亨《北虏世系》中的记载，该世系在恰台吉名下注云：“系俺答义子，在山西偏关边外二百余里妥妥城住牧。大同得胜、山西水泉二处互市。”
　　山西偏关即今山西偏关县，其边外二百余里的妥妥城，与原明东胜卫旧址相符。李逸友先生根据《清圣祖实录》、《平定朔漠方略》、高士奇《扈从集》等清代史料，指出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卫拉特蒙古噶尔丹时，曾从湖滩河溯(今托克托县县治以南的黄河渡口)渡黄河，湖滩河溯附近有一土城，“汉人称为脱脱城”、“相传为脱脱所筑”。因此，到康熙(1662—1722)年间，这里仍被称作脱脱城(妥妥城)，脱脱、妥妥同音异字，均为蒙古语ToTtoqa的音译。
　　将脱脱城与俺答汗义子恰台吉联系起来的是《山西通志》，书中的《府州厅县考·托克托厅》(“托克托”与脱脱亦为同音异字，今托克托县县治)说：“厅城，即脱脱城。明嘉靖中，俺答义子恰台吉名脱脱，驻牧此城，故名。周围约十里许，今颓废不完。”后人据此几乎一致认为妥妥城——脱脱城——托克托城，都是因恰台吉驻牧于此而得名。我也赞成这个观点，但恰台吉的生平及确切驻地，是否又名脱脱，至今仍不很清楚，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恰台吉的来历，在蒙古文史书中有所反映。《阿勒坦汗传》、《蒙古源流》都说，在达延汗统一蒙古过程中，蒙古右翼发动了叛乱，当时三岁的俺答就养于满官嗔部(蒙郭勒津)的锡尼凯乌尔鲁克、额伯格衣阿哈夫妇家中，为防止俺答被叛乱分子杀害，锡尼凯乌尔鲁克夫妇历尽千辛万苦护送俺答到了祖父达延汗那里。《蒙古源流》又载，俺答汗的儿子铁背台吉死后，俺答汗的一位妻子要杀一百个孩子为铁背台吉殉葬，当杀害了四十多个孩子时，锡尼凯乌尔鲁克的儿子卓罕都来·恰台吉(JoTandulai qiy—a rayiji)挺身而出说，宁可杀死我也不能残害这些孩子。因为卓罕都来·恰台吉有很高的地位，不可能被殉葬，未被杀害的孩子也因此得以幸免。乌兰女士认为卓罕都来·恰台吉可能就是汉文史书中的恰台吉。她的推测是合理的。卓罕都来·恰台吉的父母曾抚养幼年的俺答汗，并帮助他免遭杀害，功劳甚巨，俺答汗成人之后，便认他们的儿子卓罕都来·恰台吉为义子，倚为股肱，于情于理都很正常。
　　恰台吉作为俺答汗的义子、得力助手，参与了很多大事。俺答汗长期致力于同明朝和好、通贡互市，恰台吉多次充任俺答汗的使者，往来于蒙明之间，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实现时，他被明朝授予百户，后进授千户，再进指挥佥事；1574年和1577年，他又作为俺答汗的使者，两次赴西藏迎请三世达赖喇嘛，1578年在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的青海会谈中，他被三世达赖授予“奥仁唐噶里克"(Uran tang3'ari3'，善说巧誓)称号；俺答汗死后，为避免土默特的分裂，他尽力周旋于争斗各派之间，起到积极作用；著名的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是在他的著述基础上由他人完成的。
　　恰台吉不是他的本名，“恰”意为“侍卫”，“台吉”则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的称号，源自汉语“太子”，史籍中还有时称他为“达云恰”，意为“大元侍卫”(达云为大元的异译)。他的本名一谓卓罕都来，一谓萨尔玛尼(Sarmani)，一谓脱脱。明代蒙古一人有多个名字是很正常的。这里只谈其脱脱之名。前引《山西通志》说“俺答义子恰台吉名脱脱”，尽管未予说明，但考诸史籍，符合史实。嘉靖三十年(1551)“俺答以去岁冬自宣府求贡，朝议不准，人春请求益数，屡叩宣大各边陈款。其子脱脱复率十余骑诣宣府宁远堡暗门，呼通事出，钻刀为誓，求通贡市”。俺答有亲子九人，无一人名脱脱，“其子脱脱”当为其义子之名。嘉靖三十三年，俺答部下铁莽因侵犯明边被俘，明军向他了解蒙古各部情况，他说：“脱脱，故(俺答)义子，可千余骑。”明言脱脱是俺答义子。史籍中有时称他为俺答义子恰台吉，有时称其本名脱脱，两名交替使用，不可不辨。
　　前引《北虏世系》说恰台吉“在山西偏关边外二百余里妥妥城住牧”，也是符合史实的。“俺答封贡”后，明朝审问从俺答处引渡回来的汉人赵全，得知“俺答可二万，躬提兵七千，居丰州滩……以二千属恰台吉，去右卫可百里。”右卫即大同右卫，今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南右卫镇，妥妥城距其地确约百里。恰台吉因故同明朝杀胡堡守备何山产生矛盾，明宣大总督郑洛加以调解说：“尔恰是顺义一公直好头目，何山是你邻近好守备……。”何山驻守的杀胡堡即今杀虎口，恰台吉驻地与杀胡堡邻近，其地在东胜卫故城一带是合理的。《北虏世系》载恰台吉有四子：虎儿害恰、周安秃赖恰、哑班恰、打黑赖恰，明宣大总督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马营河堡图说条下载：“本堡当右卫杀胡之中……边外旧榆林城迤西一带，酋首恰台吉长男虎儿害恰下首领抹儿兔等部落驻牧。”马营河堡在今山西杀虎口南不远的马营河，虎儿害恰应当继承其父恰台吉的驻地，其地与恰台吉的驻地地望一致。总之，从史料来看，恰台吉的驻地在妥妥城即东胜卫旧址一带是可以肯定的。
　　恰台吉卒于万历十九年(1591)，但史料未载其生年，所以论者多认为其年龄无考，这是因为未能更多勾稽史料所致。据明宣大总督郑洛《抚夷纪略》载，万历八年蒙古大汗土蛮派人来土默特迎接恰台吉，要他做自己的女婿。当时蒙古左翼土蛮汗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而右翼土默特与明朝的通贡互市已有十年，土蛮汗希望以招婿的方式让恰台吉帮助他与明进行贸易。出于分化蒙古势力的策略，郑洛力劝恰台吉不要答应土蛮汗的要求，其中一个理由是：“土蛮将少女与你五十老年汉，为你主市事，假此来卖马，求开市。不知若所为朝廷决不准土蛮市，连顺义(俺答)亦不开，不利六。”据此可知，万历八年时，恰台吉的年龄大约为五十岁，上推50年，他应生于嘉靖十年，所以他的生卒年是1531—1591，活了61岁。他的年纪比俺答汗(1508—1582)小34岁，做俺答汗的义子是合适的。
　　总之，明洪武四年设立东胜卫，五年即撤消，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再设东胜卫，又于永乐元年内徙河北，并长期驻守于此。永乐之后虽不断有复东胜之议，但均未真正实行。东胜卫的变迁，反映了明蒙形势的变迁，即明朝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蒙古逐渐由守势转为攻势，但总体上势均力敌，最终形成隔长城南北对峙的局面。东胜卫内迁之后，这里为蒙古所据，嘉靖后期，是土默特俺答汗的义子恰台吉的驻牧之地。恰台吉本名脱脱，因他在致力明蒙友好和处理蒙古内部事务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名声卓著，所以他所驻牧的东胜城以他的名字被称作妥妥城。妥妥城一名存在久远，清前期称脱脱城，后称托克托城。因汉民来此垦殖者日见增多，雍正十二年(1734)清政府在此设协理笔帖式，办理该处蒙汉事务，乾隆元年(1736)置协理通判，二十五年升为理事厅，光绪十年(1884)改为抚民通判厅，民国元年(1912)改为托克托县，直至今天。恰台吉脱脱的名字被当作地名延续了四百多年，可谓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珍贵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