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1890—197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1914年公费留学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来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是中国第一位历史学教授。编写了《西洋史》等著作,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小说、评论。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回国后又陆续写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这些作品后结集为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另写有散文100余篇,自己从中精选了52篇,编为《衡哲散文集》。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诗人和作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一、学生时代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儿时起陈衡哲就表现出了一种叛逆的性格,父母也把她当作男孩子来看待,父亲教他读书识字,对她的要求比其她兄弟姊妹要高。她成功地逃避了缠足,独自一人外出求学,而且成功地从中学升入大学以至出国留学。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无可厚非,无论在学业上还是事业上,她都是出类拔萃的。
在美国留学期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她的第一篇小说《一日》发表在由任鸿隽主办的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上,这一篇其实是中国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比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有人曾说,陈衡哲的小说创作实体“体现了‘五四’早起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呼唤和渴望,以及对女性自身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
在爱情和婚姻上,她认为“一个女子是应该有权利去反抗强迫婚姻的”。少女时代曾高呼独身主义,使其父母倍感伤心。但她终究没有走出恋爱、结婚、生子的圈子。1919年,陈衡哲有感于任鸿隽两次“万里”求婚,1920年与之结婚,之后,陈衡哲主要以持家为重心,亲朋交际、逃难避所、教育子女,无不事事亲躬。婚后的她一面继续自己的事业,一面相夫教子,恰当地处理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在家里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三个孩子任以都、任以书、任以安都留学美国,事业有成。
二、婚后的困境
身为一代女学者、母亲,陈衡哲扮演了多重角色。她在写给任鸿隽三姐的信中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的坚韧和无奈:“今秋日本之会,我十分想去,但家中太没有人了,小孩子不放心,你如肯先来,俾我能得到一点自由,那真是感激极了。”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丈夫的好妻子,她不能抱怨什么,而是勇于承担责任。在男女尚未达到真正意义的平等、还不能共同分担家庭职责和义务时,女性很难兼顾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一方面女性家庭角色的传统内涵使女性背负着沉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处于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女性走向社会又要承受远远高于男性的压力和阻力。她努力使自己做到最好,当好贤妻良母。
在教育子女上,任以都提到其母亲和父亲坚决反对民国以来暗潮汹涌的“读经”运动,但在家里却规定他们姊妹几个必须读四书五经,还说“中国人不读四书五经,怎么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呢?”这样的态度恰恰反映出“五四新人”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
作为20世纪初的新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她一方面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重视“自尊自强的个人生存价值”,但仍然摆脱不了“小姐”的某些习气,主仆观念分明。当然,她既是一名独立自强的学者,但更是以一位贤妻良母的身份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也许就是人类复杂性的一面。
陈衡哲在其生活中种种矛盾冲突“有力地质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否定传统甚至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她“融汇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人文思想的种种因素,最终以这个独特的文本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女性迂回曲折的现代之路,同时也细腻的描绘出了身为文化精英经历文化社会巨变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困惑。”
[参考文献]
[1]宿好军:《陈衡哲小说的女性觉醒主题》,《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陈衡哲:《复古与独裁统治统治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独立评论》第195号,1935年7月14日。
[3]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员会编:《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出版。
[4]陈衡哲,冯进译:《任以都先生访谈录》,《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黄嫣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新妇女——陈衡哲的女性意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4期。
[6]陈衡哲著,冯进译:《危流之争,时代之镜》,《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