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瞬间的强震带来的不仅是生命的灾难，也带给整个社会强烈的心理震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地震后涌现出井喷式的诗歌创作，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全民写诗”的热潮。这一类诗歌作品被冠以诸如“汶川诗歌”、“抗震诗歌”、“地震诗歌”等各种名目。综合起来，比较贴切的可称之为“5·12地震诗潮”现象。此次诗潮作为一次诗歌的民间化运动，在这特殊时期展现出诗性精神的回归和史诗性的特质，也是当代诗歌的一次集体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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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诗歌的民间化运动
　　
　　在现代诗歌史上，全民自发的诗歌运动，常见于一些特定时刻，国家有难或民族奋起的关键节点，非常的时间、事件，激起人们非常的情感喷发。而这次“5·12地震诗潮”无疑正处在一个非常事件的节点上。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可以算是引发地震诗潮的“引子”，当作家们的文字还在酝酿中，民间的悼念文字已经铺天盖地了。无论是从创作的主体还是动机来说，这都是一场自发的民间诗歌运动。
　　创作者以普通民众为主体。中国是有着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甚至可以说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诗歌的基因。这也是第一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诗歌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新诗可操作性极强，潜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临时诗人”。被悲情激发的创作者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专业的诗人，也有普通的诗歌爱好者，甚至是从未写过诗的人。5月21日的“新民网·晚报推荐”刊发了《汶川地震发生后网上诗歌作品大量涌现》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草根’胸中激情喷涌”，“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写诗。”这种“不会写诗也写诗”、“地震让我们都成了诗人”之类的言论和举动是很普遍的。“专业的、业余的、平时不写诗的人们都激情迸发，这是正常的，是符合艺术规律的。”陈忠实这样说。“5·12”诗潮中，写作者没有想到得奖和稿费，很多的诗歌都是佚名传播的。“草根诗人”加上“草根性”十足的作品，却在第一时间真切地触动了我们的泪腺。
　　诗歌传播以网络为主体。在一个资讯发达、传播快捷的时代里，网络在制造垃圾的同时又屡屡创造很多奇迹。前两年对诗歌进行恶搞的网络，这一次却成了诗歌传播的主阵地。除一些原有的文学网站和诗歌网站外，更多无名的网友是在自己的博客里、论坛、跟帖里发表。还有一些网站甚至为此专门开辟了诗歌专栏，如新浪网和凤凰网。当然报刊、电台、诗歌朗诵等其他方式的传播也对此有相互作用的推动。诗歌朗诵会和诗歌征文等实践活动也迅速升温。在大大小小的赈灾现场和哀悼活动中，烛光和诗歌成为告慰逝者，震撼生者的最高象征。而诗歌和现代媒体的互动也加深了诗歌的影响力。如《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在网络走红后迅速被改编成多个版本的MV深入传播，《生死不离》、《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广泛流传后不到48小时即被录制成励志歌曲。这样的传播速度和方式在以前的历次诗歌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诗歌数量超前，诗歌专辑出版快速。截止6月26日，在google上搜索“地震诗歌”，跳出了558万项结果。此后几天，搜索结果略有下降，但都保持在500万项以上。据《新民晚报》报道，曾经一天之内，在“天涯诗会”论坛上就有360多首与地震有关的诗歌新作贴出。而天涯的另一个诗歌论坛“诗词比兴”，亦有上百首与抗震救灾有关的新作贴出。5月19日那一天，内地一个网站的聊天室就有全国各地网民上传和转帖的超过一万五千多首诗歌和评论。这样的诗歌数量无疑是惊人的。相应的此次出版界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了“抗震救灾诗歌专辑”。早在5月17日，由中国诗歌学会编辑的《感动天地的心灵交响》抗震救灾诗歌特集就已面世；5月22日，由《诗刊》编印的1.5万册“诗传单”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报摊；5月24日，由群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汶川诗抄》已经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在近一个月内，从正式出版到民间自费，诗歌专辑出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多，皆让人感叹。
　　虽然如此大规模的集体书写未必会保证每一首都是高质量，但是大部分人更多关注的是它的史诗意味，即历史价值。正如“诗传单”的编者按写道：“用诗记录历史，记录悲壮崇高的国家行动，记录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承受的苦难，以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坚强，记录生命的可贵和人性的永恒，这是每个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诗性精神的回归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神话”到90年代诗歌的式微，尽管诗人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诗歌试验，但这些试验并没有取得诗歌读者的认同，反而造成了诗歌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阅读期待、审美习惯之间的巨大鸿沟。从激情和人文精神的消退走向语言、口水、垃圾、下半身。有人说，诗歌死了。也有人说，读者死了。不管怎么说，诗歌在“泛文化”时代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并不代表诗歌本身特质的丢失，此次诗潮即是明证。
　　诗歌抒情本质的凸现。诗歌离不开抒情这是毫无疑问的。情绪的激发和情感表达的需要是诗歌成为人类情感艺术结晶的原因所在。浙江诗人钱明锵说：“悲情出诗人，以诗摹景，以诗抒怀，以诗言情，以诗铭志，这就是大灾后为何出现大量诗歌的原因。”惊天动地的悲惨画面催生了无数带着血泪的诗歌，直抒胸臆，一吐衷肠。朴素的语言饱蘸感情的墨汁，诗歌实际上就是他们内心情感冲动的记录，是情感与情感的零度碰撞。“宝贝 不哭/妈妈不痛/妈妈的匍匐/是怕/掉下来的瓦砾/会伤及你的无辜……”(《宝贝 不哭》)“一切都那么突然，仿佛闪电/撕开地狱，立刻又合上/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来不及对你们说/我走了，亲人啊，废墟已将墓园/筑在了我的头顶……”(《来不及向你告别》)那种生死离别的悲恸和震撼，通过诗歌的形式触手可及，并不断唤起人们的共鸣。这样的真情实感，凝聚成诗的语言，并将会成为永久的记忆。“触目都是疼痛。在川蜀/我并不想窥视天堂的高度，汶川/2008年5月12日14：28分，弥漫着/一碰即碎的冷；如果我站上去/疼痛，就可能再加高二米……”(《国殇》)在共同的语境下，悲情成了诗歌的主色调，虽然不排除叙事诗的比例，但是抒情无疑成了这次诗歌最有力的凸现。
　　人文精神担当与人性关怀。诗歌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是和它具有真诚的人文关怀密不可分的，这是诗歌的精神和灵魂。中华民族传统诗歌的精神，首先反映的是诗人的一种真诚的人文关怀。针对此前诗歌“精英化”和“自我化”的精神内缩，著名诗评家吕进说过：“当前诗歌精神重构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对待社会与现实的姿态，是关怀现实与回到生活现场的承担；是诗歌对社会责任和时代精神的担当；是对社会价值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的担当。“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千多年前“诗圣”的回答言犹在耳。
　　此次诗潮的关键词：正义、善良、悲悯、爱，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灵。这既是永不消失的人类的大主题，也是诗歌和文学必须紧紧拥抱的。在灾难面前，诗歌以“平视”的姿态摹写现实人生，由此延伸到更深层次的叩问。诗歌在我国自发轫之初就植根于民众当中，而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是使得诗歌能够生生不息的土壤和母体。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诗歌也不例外。
　　宏大叙事与个人化书写。在上世纪90年代词典中，“宏大叙事”被视为不真实的，虚伪的。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中心风潮，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国家等词汇似乎与日常生活逐渐生疏。但此次诗潮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诗歌意象中祖国、民族再一次被放大，爱国主义精神又成了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帜。“宏大叙事”在经过了“泛滥”以至生成“抗体”的阶段后，民众在大灾难面前又一次看到了它的身影。“我一生的爱恨情仇/我一世的生死苦乐/化做一支支令箭/箭头，刻着爱/靶心是，——祖国(《祖国》)“那是一张熟悉的脸/是我痛失亲人后看到的最亲切的笑脸/他眼里含着泪花，话里充满力量/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里的“祖国”无疑是此刻每一个人心中的希望和支柱，危难中个人的力量汇聚成集体的力量被放大，凝聚成“祖国”、“民族”的意象是亲切而感情真挚的。
　　“个人化书写”是现在的流行口号。就诗歌创作本身而言，它是属于“纯个人化”的体验和写作。但过分标榜“个人化写作”，单纯着眼于个体经验，诗歌的“普视性”价值当然也就会逐渐丧失。正如余光中所说：“如果所谓自我仅仅是小我经验的一条死胡同，则探索的结果不会比日记、私信、或者梦呓更有意义。”所以，要想突出“个人化”特色，尤其是在“集体心理经验”背景下，相同的地域、民族心理，语境，可能催生出相同的感情体验。这就要求诗人用不同的表现手段、或向内开掘更深的内容来突显自己。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诗歌样式的多样性。比如同是写孩子，大部分诗人都采用了口语化、日常生活场景的重现来突出失去的悲伤。但更多的人则是从废墟中的小手、染血的圆珠笔、遗留的书包等细节着手来突出。而新闻图片里的许多感人瞬间也被众多诗人“抓拍”进诗句，所以尽管主题一致但各显风采。
　　5·12地震让“地震诗歌”成为国学新词汇，让诗歌的发展出现了“拐点”。关于地震诗潮的话题还在继续。5·12地震诗潮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痕迹暂且不论，至少多年以后人们会从诗歌中去阅读、了解这场灾难。这就是历史被诗歌书写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三秦都市报》2008年6月4日。
　　［2］吕进：《三大重构：新诗，第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
　　［3］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变？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