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兆林不是一个多产的彝族诗人，二十余年期间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梦中的女儿》。创作如此少，非但没有被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诗人所淹没，还能够在凉山彝族诗群中形成独特的诗歌风格，不得不让人称奇。阅读他为数不多的诗歌作品，其特色很快突显出来，彝族文化符号在他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不像在其他彝族诗歌中那样高，语言中透露着玩世不恭，字里行间跳跃着不羁的想法，犀利的言语，自嘲中带着傲气，可以看出他对彝族文化、对大黑山真切的爱，似乎爱得轻松自如，但真正了解了吉狄兆林的诗歌，才能体会到其轻松行文背后隐藏着的深沉忧思，不断地逃离大黑山，内心却是对彝族文化发展的担忧，面对这种表面的逃离与内心牵挂的矛盾，他选择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在诗歌中表达。
逃离——走出大黑山
彝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彝族文化通过诗歌的形式传承，彝族人天然的具有诗意和灵性。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大凉山是出诗人的窝窝”，这不是空穴来风，当地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等等，为产生优秀彝族诗人提供了客观条件。不同时期的彝族文化人不约而同的选择诗歌作为他们寄存民族情感、发扬民族精神的方式，或许可以认为诗歌是最适合他们的文学创作方式。黑格尔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的目的”，历史的选择不是偶然的。
在彝族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诗人，新一代的彝族诗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如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他以民族文化先觉者的身份，自觉地将彝族文化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中，向读者展示彝族文化。他的成名直接激起了年轻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吉狄兆林从1984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当时同属吉狄家族的吉狄马加已经在文学上获得了一定成就，深受其影响的吉狄兆林希望自己也能够通过写诗这种方式“在城里有碗饭吃”，走出大黑山，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彝人身份，相反可以感受到他身为彝人的骄傲，“我的黑，和火塘边的锅庄的黑/是一个妈生的。我不说。/我是死了，要用火烧掉的人。/雨要我白，我就白。/我的白，是绕山的游云白给太阳看/的那种白。我不说。/我是死了，要葬在那山顶上的人。/为什么我的眼里不含泪水？/因为我的名字叫诺苏。”(《诺苏》)他用如此轻松的语言揭示他的彝人身份，分别从描述了彝族人崇尚黑，崇拜火，死后火葬于自己土地的特点。最后，淡淡地说“我的名字叫诺苏”，这看似随意的一句，承载了诗人多少的民族情结，他明白自己作为彝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有责任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彝族文化也将成为他立足文坛，并形成自己特色的文化源泉。
寻根——守住大黑山
从昭觉师范毕业后，吉狄兆林回到火草儿村做小学教师。那是吉狄家族世居的地方，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地方，吉狄兆林也意识到了当地汉化相当严重，感到了失去民族文化的恐慌，他开始担心大黑山守不住了。他这样写到：“我总是羡慕那些比我高的身体。/但我也愿意一百年地就这样/和这些四只脚的朋友们在/一起。……为了安慰它们/请它们继续保持/对待生活的这份真诚/我常常这样说，有时也曾经/四只脚地这样想：170厘米的高度上/空气已经多么稀薄！”(《原野之一》)诗人已经深刻的感受到“空气已经多么稀薄！”，但“请它们继续保持/对待生活的这份真诚”，有过“走出去”经历，再回到大黑山的吉狄兆林，看到自己民族文化正在走向消亡，汉化的严重程度证明彝族文化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小，大黑山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但他依然用轻松的语言，鼓励族人们不要放弃发展彝族文化的希望，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沉重。
吉狄兆林用“出去”过的人的眼光反思彝族文化的发展现状，看到了文化发展的趋势，深知一味反对文化的潮流，不如智性地接受，并不断思考合理的守住彝族文化的对策。他的观点在他的诗作中也有体现：“我看见/一只黑羊孤独地站在树下听雨。/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喊：谁的羊？/这是谁丢的羊？……我的呼唤 没有得到回答。/加上它对我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我终于明白：这听雨的羊/是羊自己的羊。/剩下的路上我没再走那么快。我在想，/我是谁的羊。”(《原野之六》)诗人在诗中追问，“谁的羊？”仿佛在问，彝族文化应该何去何从？最终找到了答案“这听雨的羊/是羊自己的羊”，形成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使自己民族文化不被取代的行之有效策略。诗人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人，他发自内心的有了使命感，并不深奥的语言隐藏的却是深层次的思考，这才是对自己民族更加深沉的爱。
超越——追逐心中的哈那所什
哈那所什是彝族的一首歌，大意是：哪里好玩就到哪里去。哈那所什在彝语里代表世外桃源的意思，是彝族人一生追逐的地方，虽然并不存在，但它体现了彝族人心中追求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吉狄兆林曾在诗歌中表达过自己及前辈想走出去的愿望：“卖掉两三只羊去坐一坐飞机/后来我们就久久/仰望家乡火草尔熟悉的天空再无/言语。我记得/长这么大那还是我第一次/那么正式地把自己的厉害影响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中竟然/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还可以自己长出/翅膀”(《冬天即将过去》)诗中朴实的语言“卖掉两三只羊去坐一坐飞机”，传递出彝族人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迫切心情，诗人用凝练语言为读者勾勒出的画面，意味深长，轻松的语言与其中强烈的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留下久久回味。
为了这个诗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哈那所什，吉狄兆林一次次离开大黑山，报着“这世界真他妈好玩儿”的态度到处行走，坚守着心中那块永远属于彝族的圣地，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再一次的超越自己，守住大黑山。“再后来/我去了一趟新疆/我有了一种自己的分法/我把人分成了：去过新疆的人/和没有去过新疆的人”(《去过新疆的人》)，或许不了解诗歌背景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划分无厘头，事实上说明了能够走出大黑山在当地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火草儿村的彝人都在追逐心中的哈那所什，诗人认为族人应该走出去，自己民族的文化必须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融入先进文化中有利于彝族文化发展的部分，而彝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也将对他文化产生一定积极的作用。文化的发展需要文化的交流，汉文化已经进入火草儿村，但火草儿村的人还没有真正的走出去，被动的文化交流，导致的是弱势文化的消逝。
因此，诗人的忧思是沉重的。
回归——回到大黑山
有勇气走出去的人值得赞叹，走出去以后能够带着沉静心态回到大黑山的人更值得钦佩。吉狄兆林不断的“逃离”大黑山，奔向他梦中的哈那所什，最终选择回到大黑山，“回归，在少数民族先锋诗人那里，已成为树立自己独立的诗歌气质的显示最有力的举措。他们一度打着背叛的旗号‘出山’，经过一次次向山外的大世界‘亮相’后，猛然惊觉：自我的文化源流和精神根本在诗歌创作中是何等的重要。”优秀的民族诗人必须不时的回归到“文化源流”，从那里吸收文化的养分，民族诗人的诗歌气质是诗人气质与民族气质糅合的混合体，而民族气质是诗歌气质的精髓所在。吉狄兆林是先锋的民族诗人，更是一个自觉背负民族文化责任的文化人，他的诗歌“必然是经历了文化冲突洗礼后的表达与呈现，也必然是根性认同中的理性认识与感性流露。”无论是他在行为上的不断超越、回归，还是在思想上自觉的为民族文化探索发展方向，都归因于他对在自己民族发自内心的沉重的爱，“我生，在我自己的大黑山上生。/我死，在我自己的大黑山上死。”(《吮吸拇指的人》)，他自己土地上每一样东西都充满了感情，甚至把自己比做彝族人赖以生存的荞麦，“我也弯着腰/我也是，海拔3800米的燕麦”(《海拔3800米的燕麦》)。感性上，吉狄兆林离不开他深爱着的土地，理性上，他更离不开他诗歌创作的文化源泉。
民俗学家们在对于文化的进化和传播现象上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好似往一潭平静的水中投一石子荡起层层涟漪，石子的位置好比文化中心，石子最先激起的波环(最先产生的文化现象)荡到最外圈，距文化中心最远，而最后产生的波环(最后起的文化现象)都处于中心地带。由此可见，在文化边缘地带往往有可能找到早期文化现象的原型。”吉狄兆林深谙这个道理，不断地返回文化中心，诗人才能找到诗歌创作灵感的源泉，才能从产生彝族文化及其精神的土地中，找到真正能够诠释彝族文化的、专属的文学创作方式。他也曾说过，他不用写诗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他是天生就对语言敏感的人，是在大黑山里自然天成的诗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呆在这里/我只在乎/我是否和苦荞一样”(《和苦荞一样》)，他是一个用行为写诗的人，沉静的心态，精神的贵族，骨子里就是诗人的人。今天的吉狄兆林依然是火草儿村的一名教师，依然是一位优秀彝族诗人，他轻描淡写地叙写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坚守着其独树一帜的诗歌品质。
［参考文献］
［1］罗庆春：《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
［2］沙马：《从文化冲突与根性认同中谈彝族诗歌创作》。
［3］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与模式》，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3月版。